一位朋友对上一篇文章作了很详细的回应，那篇文章附在下面，我也就此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关于新建筑阻碍城市更新：因为高成本而抵触新的大型建筑，或者认为“新建筑的高成本，让城市更新受阻”，有些因噎废食的嫌疑。而且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优秀的伟大的建筑都不应该被建出来。这样的建筑不能一意孤行地建，也不能一意孤行地不建；该建就建，不该建就不建，要建就要用心建好，这才是正常的态度。实际上“古怪建筑”在建成之后的未来依然被当作可笑试验的情况古今罕见，倒是当时的嘲笑者和抨击者如吴家骅成为历史的笑柄的情况屡见不鲜。

关于建筑师的责任感，作者误会了我的意思。建筑师的责任之于我当然是重中之重，而我本人在北京生长十八年有余，何尝不爱北京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建筑师的责任在我看来早已应该是大家默认的常识和基本的职业精神，然而我们看问题不能一厢情愿，不能只站在业主或政府的角度，也不能只站在建筑师的角度。单纯地提倡建筑师的责任感就是理想主义的态度，单纯的理想主义是从来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的社会和法制几千年来都是基于“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的假设，各种体制都好像在假设一切都会保持非常理想化的运行状态，结果都是好不了多久就要出问题。我们提倡建筑师的责任感，但是决不能在考虑建筑活动的时候一厢情愿地假设所有建筑师都有责任感，建筑也是遵循市场规律的行业，市场里面有买方就有卖方，所以只要有缺乏责任感的业主或甲方，就会有缺乏责任感的建筑师来迎合他们——你不迎合我不迎合一百个人都不迎合，都不是“慑于开发商淫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打工仔，不是怂恿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马屁精”，但是只要有一个建筑师迎合了甲方的心态做了这样的打工仔这样的马屁精，我们一百个建筑师的责任感就纯属白搭。我们不可能杜绝缺乏责任感的建筑师，所以也要在业主、官员和大众身上做文章。

作者提到了王军的《城记》，我觉得这也是个说明不能只顾强调建筑师责任感的好例子。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对于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努力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只把责任推到当时的政府身上。梁思成陈占祥林徽音等都是留学海归人员，因为了解了西方建筑开阔了视野所以可以在比较中体会到中国建筑中国城市的魅力所在，但是他们以外的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视角，难以看到保护北京城的价值所在，所以如果一定要归咎于谁，那么责任应该在自古以来的所有中国人民。中国人自古以来压根就没有丝毫保护古建筑的意识和传统，每逢改朝换代必然要毫不可惜地彻底大拆大建，一部中国建筑史其实也是一部拆迁史。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与西方的石构建筑不同：一来是建得容易，像西方的教堂那样动辄建个几十年数百年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于是拆了也不那么可惜；二来——撇去民族自豪感坦率地讲——石构建筑是愈沧桑愈美丽，木构建筑往往是愈沧桑愈破败，再加上木头年久变形，太老的房子常常很难再继续使用；三来中国人受宗教影响甚少，于是往往只能把前朝的建筑与前朝而非宗教的虔诚联系起来，怒不可遏时便咬牙切齿地一把火烧个痛快以解对暴政之恨，如项羽火烧阿房宫（这个史实现在史学界有疑问，这里暂且不理）。魏时曹植任鄄城王时曾经毁掉一个叫汉武帝殿的古建筑，而且还在他的《毁鄄城故殿令》中有精辟的总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全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所以，回到梁陈的方案上来，一代豪杰项羽不会对它感兴趣，满腹诗书的曹植也不会对它感兴趣，历代的帝王除了清兵入关害怕刺激汉人的神经以外也不会感兴趣。我们再试想一下刚刚解放时的人会怎么想呢？当时举国上下刚刚推倒三座大山，正处于一种摆脱和毁灭各种旧事物的亢奋和惯性之中，故宫没被烧掉已算是大幸，谁会对他们这个方案感兴趣？骆驼祥子会对梁思成的建议感兴趣吗？祥子看到牌楼拆了恐怕兴奋还来不及呢。虎妞会感兴趣吗？鲁迅会感兴趣吗？假如鲁迅活到那时候，鲁迅恐怕还要写一篇《论北京城墙的拆掉》拍手称快——没文化者如祥子和虎妞，有文化者如鲁迅，举国上下四万万人、往古来今的中国人都不会站在梁思成的立场看问题，都不会对他的提议有丝毫的兴趣，结果他的其实很有道理很优越的方案就变成了完全的不合时宜逆时而动无人喝彩。王军看到了梁思成的很多努力，但是他似乎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到他的孤独。所以说建筑师的责任感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把希望都寄托在这里就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我绝不是反对理想主义，我们需要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也需要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 

关于毕尔巴鄂的例子，作者认为没有类比性，那么什么才可以有类比性呢？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美术馆起到的一些作用跟高速公路旁边的奇异快餐店的确是相同的，但是这没什么不好接受或者感觉掉价的，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并且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只不过主体不同，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快餐店。作者认为毕尔巴鄂和北京的新建筑类比逻辑不通，那么究竟不同在哪里？事实上他们已经产生了相似的效果——提高知名度和改变形象——过去世界上没人知道CCTV除了闭路电视系统还是什么玩意儿，现在一下子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电视台，而且感觉到它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喉舌的形象有所不同，这就是这个形象工程的意义和广告效果。

至于设计的演进，作者的意见就更奇怪了：“现在看来革命性的设计手段，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作品”，而且“新设计手法总有不合时宜的一天”。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既然一切都要过时，那么就压根别来新的？既然吃了午饭晚上还要饿，那么干脆就别吃？既然人生出来还会死，那干脆就直接下地狱？作者提到600年的北京文化，我当然是喜爱的（其实北京的文化远不止600年，即便不算燕都，元大都至今也有800年了）。但是北京永远只有这600年的文化吗？再过600年，北京还是只有这600年的文化而不是1200年的文化吗？按照这个逻辑，朱棣也应该为了元大都留下的文化而不建新京城，那么也就没有中轴线，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也没有你现在所珍爱的600年北京文化。

下面是原文：

我对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投资，文脉，设计。
在我看来，城市应当是可更新的，（也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而不落在实处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下个时代，会拥有新的技术，新的设计思想，新材料，新的投资理念。那么当现代的古怪建筑（比如大裤衩）在未来被当作可笑的实验的时候，这些高投入的标新立异建筑就会成为阻碍城市更新的绊脚石。
首先，这种“在文化上斩断传统联系的作品”，不仅破坏了自古的文化的顺承；同时，也因其高投入，让后人无力毁掉它，造成城市永久裂痕。下一代的城市更新总是建立在这一代的发展之上，当这些城市硬伤被当作既有事实强制后人无条件接受的时候，北京600年的文脉传承也就连最后的挣扎余地也没有了。
总体来说，因为新建筑的高成本，让城市更新受阻。因为不理性的设计，让城市文化顺延被戕杀。
对这种痛心现状，博主何不以建筑师的责任感进行反思？我窃对萌兄用“决策者压根不想和传统有那么多关系”将怪异设计的责任推给无专业修养的官员；用不能类比的毕尔巴鄂的例子作“形象工程”的挡箭牌。这种种的看法不赞成。因为建筑师是要对城市负责任的。建筑师不是只会盖房子的小工，建筑师不是慑于开发商淫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打工仔，建筑师更不是怂恿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马屁精。《城记》里梁先生痛心疾首，四处奔走，老泪纵横，只为那城楼上的一砖一瓦，我常想，我们对得起他老人家么？
最后我想说一下，萌兄所举的例子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
首先说比尔巴鄂的例子吧，萌兄拿它来证明形象工程的优点。你这个例子里的比尔巴尔是个老旧城市，想发展旅游业苦于没有卖点，这才引入了盖里的设计。古根汉姆海姆博物馆的建立是为这个城市制造主旋律，为的就是个视觉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该设计跟美国高速公路两边巨大怪异的加油站、快餐店设计的出发点有什么不同？这个设计有其独特的背景，拿它来套北京的大裤衩的存在意义，逻辑上讲不通。此外在形象工程的论述段落中，萌兄也用“有无好处”偷换了“坏处与好处哪样更多”的概念。诚然cctv确有很多好处，但考虑到城市更新这个大主题，它的好处就不那么多了。
其次，萌兄通过批判吴家骅老先生的话语，来证明新建筑设计手法是历史的演进。但萌兄可曾想过现在看来革命性的设计手段，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作品。我反对拿北京城做新建筑的试验田，因为那些新设计手法总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而像我刚才所说的，由于是形象工程，政府为实验性的设计花费了过多的金钱，在今后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这些收不回成本的建筑势必被当作永久的纪念品摆放在北京当中间儿。最可怕的是，那个时候，也许这些试验品早已打败了皇城的威严，独领北京城的格调，试问萌兄，舶品大裤衩跟600年北京文化，你爱哪个？
看过萌兄的评论系列，前五篇臧否各建筑常有独到见解，读到这篇总括北京建筑，感觉萌兄现遥居海外，似乎对长期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所思所感不甚敏感。
外国人常指点中国如此这般做事，到头来不过是为了造出他国看来梦一般的海市蜃楼美景，把中国当成他们家后花园+菜园。所以在接受这些新“指示”的时候，我们应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批判。吴家骅老先生话糙理不糙，新建筑，我们是该批判的接受的。
看到你这篇文章，写了许多，有的针对这篇文章，有的是我的所思所感。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