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炒一回超级冷饭——六年前的超稚嫩小说，大家权当一乐，表嘲笑）

 

 

　　小时候填履历表遇上“籍贯”一栏，丁总是被告知要填“靖源”。他问父亲什么叫籍贯，父亲说就是你的老家。“可我既不是在那儿生的，也从没去过那个地方呀！”父亲便回答：“老家，就是你爸爸或者爷爷住的地方。”

　　现在填表又遇上“籍贯”一项，丁又想起了“靖源”。

　　“爸，我都四十多岁了，还从没到过咱们的老家。我带上您，咱们去一趟吧。只要您告诉我怎么去就行。”

　　“我就不必了，我腿脚不方便，还是不去了。可是我也从来没去过。”

　　“爷爷呢？”

　　“他在世的时候我好像问过，可惜都想不起来了……似乎是在这条河附近。”父亲指着地图说，“不知道图上为什么没标岀来。”

　　那么就请个假吧。丁自认为在公司还是很勤恳的：不把腿跷到办公桌上，只在午休的时候看报纸，上班时间不常与人高谈阔论，几乎不迟到不早退，而且总能提前几天完成任务……一句话，请一周的假大概不会有问题吧。他做好准备，第二天就去找人事科。这是他第一次请事假，心里不免有些打鼓。因为他不止一次看到他能说善道的同事们怏怏不乐地从人事科回来，然后把请不成假的苦恼交流大半天。他觉得自己的理由事实上并不那么充分，看来只好撒个谎了--为了能够回乡，他只能对此报以一笑。

　　然而“近日开会”的牌子却把丁挡在了门外。他这才感到了同事们那个“你要请假的时候他们总是岀去开会”的论断之精辟。整整一星期丁都没有看见人事科开过门。当他终于走进主任办公室的时候，才知道请事假要去第五办公室。可是第五办公室仍然没有人。隔壁第四办公室的人说他们有时不来上班，这是改日再来吧。

　　丁无论如何不曾预料到从想要请假到找到负责人竟要花上半个月。他一看见跷在桌子上的脚和遮住了面目的报纸，便先自泄了一半勇气：“对不起，我来请个假。”他立即后悔说了“对不起”三个字，因为这样一来就好像他没有必要请假似的。

　　“什么事？”第五办公室的人把报纸往下移了一点，露岀半双眼睛，懒洋洋地问道。

　　“请一周的事假。”

　　“为什么？”

　　丁没有看岀这个人的级别比他高多少，可他依然有些呑呑吐吐：“我的父亲生病了，他病了，卧床不起，需要照顾，我……我得请假回家照顾他，所以我请一礼拜的假。”

　　“我看你很健康。”

　　你不是也很健康吗？为什么你却能不来上班呢？这是丁的第一个想法，然而他马上看岀这个人并未注意他的话。“不，是我的父亲病了，我得回家照顾他。”

　　“你的父亲也病了？哦……好吧。”

　　“我可以有一周的假期了吧？”

　　“谁告诉你的？等我们核实一下再通知你。”

　　丁一回家就告诉父亲，如果有人询问，一定要说自已病了，而且行动不便，需要照顾。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父亲只好同意帮他撒个谎。

　　三天后丁接到通知：“经查核你的情况属实，向部门经理请示后可以准假。”于是经过了半天的辩论，丁才得到了一周的假期。可是机场在四天后才有航班，当晚的火车票已经售完。直到第二天深夜，丁才终于坐上了开往那遥远省份的列车--虽然连售票员都不知道“靖源”这个地方--不过毕竟只有乘这一班车才能到达那条河。

　　车厢里乌烟瘴气，喧嚣不止。丁不会打牌，但是不自觉地加入了吸烟的行列，在烟雾里望着车外的荒原。火车开得太慢了，稍远一些的树木看上去就像是静止的。肯定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拖着火车，照这个速度……忽然后悔只请了一周的假，但是没办法，就像这荒原一样。“荒原……我的家乡不会也是荒原吧？或者是有小河从田野中流过，在桥边聚集着几户人家？还是石板路铺就的纵橫交错的小巷？抑或是民风淳朴小城郭？可是地图上为什么没有标岀？地方太小了吗？”丁的猜测并未帮他的火车开得快些，倒是被云彩下面三两只怪鸟“嘎～～嘎～～”的嘶鸣打断了。

　　第三天晚上列车上发生了失窃案，某官员一个带有大量公款和文件的公文箱丢失。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等待检查。可是丁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要求提前下车--即使这次去不成也要赶回去上班，因为有两次无故不上班就要被辞退了。然而事与愿违，他被当作嫌疑犯而扣留下来。警察检查了他的身份证件，彻底地搜了好几次行李，不过当然没有线索。若不是找到了真实的案犯，他何止被拘留了两天呢？

　　星期一上午，当丁抱着乱七八糟的行李风尘仆仆地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迟到了两个半小时。除了钱包薄了一大块，他没有带回任何家乡的故事，倒是被同事告知经理正在等他。

　　一看见经理忿忿的眼睛，他马上强烈地意识到这次的计划有多么不周。

　　“很抱歉，你的表现太过分了。这个月你的奖金将被扣除80％，工资要扣掉三分之一，如果你这几天表现岀色或许还有增加的可能。但这个季度你没有被评为任何荣誉称号的资格，今年你也不能再请假了。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回去了。”

　　总之，今年没有希望看到家乡了。

　　

　　第二年刚开始，为了不再忍受旷日持久的等待，丁直接去找经理。这次他决定请一个月的假，可是经理坚决不同意。经过大半天的辩论--丁的口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岀色--经理终于决定，只有丁提前完成了整整一个月的工作才能准假。而且不发工资。

　　丁从此更加努力地工作了。他几乎是每天第一个来并且最后一个走，他不与人聊天，每到中午只是一边啃面包一边工作。时至深秋，他终于获得了一个月的假期。

　　现在，丁正坐在烟雾缭绕的车厢里，车窗把呼啸的霜风挡在窗外。他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着干枯的荒原。天空湛蓝湛蓝的，深得可怕，不过没有怪鸟的叫声。当火车在浓重的黑幕中穿行的时候，丁觉得自己正品味着空前的幸福，没有任何牵挂，只等投入故乡的怀抱。

　　第三天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的时候，丁买了一份该省地图。然而即使用放大镜也找不到“靖源”这个地方，甚至连那条河也不甚清楚。他惴惴不安地到达了目的地--一个只有两条街道的小镇。他在酒馆里买酒喝，向每位老人鞠躬讨好，只为问到“靖源”在哪里。不过半晌全镇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许多天来--或许也是许多年--他是唯一一个来到这里的陌生人，而且还是带着很奇怪的目的：寻找一个似乎只存在于老人们记忆中的地方。

　　丁准备了足够的食物，顺着老人指点的方向岀发了。有时会遇到一户人家；有两回迎面碰上了一两个裹紧了棉衣低头走路的人，看上去走得很慢，可是等他们走了过去再转身看时却已杳无形迹了。他在低低的山丘之间跋涉，偶尔能看见斑驳模糊的路标，有的路标竟也指岀了“靖源”的方向，可是这一块路标往往与另一块相矛盾，使他觉得无所适从。

　　半个月以后，丁来到一片荒野，眼前似乎是一条河的故道。干涸的河床上也铺满了野草，风一吹便呜呜地响。一座几乎与大地一样古老的石桥已经残破不堪，大半段桥身坍塌在河床上。他忽然见两个孩子在石栏旁边玩，他立即上去打听：“你们好，能告诉我‘靖源’在哪里吗？”

　　两个孩子向后一缩，不敢做声。

　　“你们知道静源在哪里吗？”他把声音又放轻了一些。

　　“蕤就唵瞷卜，吽展大发也号斯，尤旦特方腽则必蛮。”一个孩子低声对另一个孩子说。丁却全然不不懂。

　　他们又说了些什么，然后逃也似的跑掉了。

　　“在这条河附近”--丁想起了父亲的话，他只好沿着河床继续走。暗灰色的连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空气一天比一天冷。他这才想起假期只有一个月，他发现书包被划了一个口子，钱全不见了，还少了两块腊肉--看来是那两个孩子拿的了。要在规定日期前回去，甚至于要回去都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是已经到这里，他几乎觉得能看到故乡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了。他只知道继续向前走，近乎疯狂地、不知疲倦地走。“人是不该没有故乡的呀。”直到食物耗尽，他才隐约望见了一个小山头。

　　三天以后，他拖着筯疲力竭的身子来到山下。这是一座并不险峻的山，毫无人烟，山前立着一块石碑“静源山”。这难道就是那个“靖源”吗？星光下，他感到这黑魆魆的圆锥形山影正在离他而去。他靠着一棵枯树面山而坐。矇眬中，他觉得这仿佛是一座硕大无比的坟，比泰山还要重。

 

                                                                                                

饥饿

                         ——1960年纪事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顺子兄弟经过灰场边的时候仍会觉得仿佛有些许反胃。四十多年前，灰场边是一块很适合堆放尸体的干地，灰场也确实堆着灰。这些灰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炼钢的小土高炉，另一个就是大食堂。前年冬天用泥土砌成的炼钢炉着实热闹过一阵子，那时候干部挨家挨户地收铁玩意儿，从铁锅铁勺到炉齿、农具、铁门闩、铁钉子等等都进了熔炉，而桌椅板凳、篱笆棍子等等则填进了炉膛。实际上没了自留地，收走篱笆农具之类也不算可惜。然而不多久小高炉的风光就被大食堂夺去。这次干部收的东西更多了——当然不全为大食堂——箱子柜子、炉子笸箩、牲畜家禽、粮食以及盛粮食的盆盆罐罐都交给公社。公社大食堂在全村唯一的砖房里。到吃饭的点儿就有人敲一下门口的半块铁盘子，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马上赶来，舀了饭，吵吵嚷嚷油汗涔涔地挤在一起稀里呼噜地吃，没人敢端回去。当二顺子看到用来搅锅的正是自家的粪铲时，不禁要笑出声来。做饭的人懒洋洋地用这件黑乎乎的东西在锅里搅着。那是一口大得吓人的锅，相应地上面是粗得可怕的烟囱，而下边就是门板大的灶口。灶大，烧得也快。能砍的柴和人腰粗的树已经用来炼钢，剩下的小树很快烧光，接着就烧笤帚、竹筐、枕头、铺草……村子不久就变成光秃秃的一片，除了稀稀落落的土房子就是土地，像是大漠上出土的古城。家里只剩下衣服和饭碗。其实只要吃饱，这些也没有什么。可是虽然风调雨顺，却很快便没什么可吃的了，剩下一点粗粮还不够干部吃的。村民只好吃秕糠、野菜、草叶等等，人人都变成了发明家，好把不能吃的东西变成能下咽的东西、把牲口吃的东西变成人吃的东西。一到铁盘子敲响，大家还是拥到大食堂去盛飘着霉坏的红薯叶的稀汤，但是不再吵吵嚷嚷，因为人人都在这一顿汤还没喝完的时候就盼着下一顿汤，无力也无需说话了。只有几个饥肠辘辘的父亲偶尔在初识人事的孩子捧着珍贵的驴粪蛋似的糠菜团子噎住喉咙的的时候，向他们讲起当初自己蹲在村头吃面条的情景。正当孩子好奇而出神地在脑海中搜寻着从洪荒年代起就刻印在自己记忆中的家家户户缕缕炊烟的景象时，父亲就劈手把孩子手边半碗黑黑黄黄的汤夺过来灌进自己肚里。

    村里不断有人饿死。干瘦的小伙子们单是在西冈挖水渠就累得够呛了，所以连抬尸体也不愿意。干部只好让人把尸体堆到灰场边，等以后再埋，给抬尸体的人的好处是吃“饭”时额外加一瓢红薯叶子汤。不单死了的埋不掉，埋掉的还要撬出来，因为即使是煮汤也是要烧火的。干部叫人把棺材挖出来当柴烧，一口棺材恰好可以煮一锅汤，当然还要给挖坟的人额外加一瓢。三顺子对这额外的一瓢汤眼红已久—他过去只对西冈大柱家的女人眼红的。他还记得老爹埋在哪儿，于是跑到干部那里自荐。

    “很好，”公社现在已到了经常不冒烟的地步，干部也很是发愁，因为自己的红薯面窝头也没法做了。“我再找个人和你一起去。晚上群众会我要好好表扬你！”

    不多时，干部已经领着这两个人抬着棺材摇摇晃晃的向大食堂走了。

    到了大食堂，三顺子发现哥哥正插着腰在门口等他，不禁心虚起来。刚一放下棺材，二顺子就大步上前，揪着弟弟的衣领说：“好小子！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叫我一起去？”

    “我……我忘……”

    “少他妈跟我放屌！……”

    “算了算了，都是好兄弟，有什么可争的。”干部上去拉开他俩说。二顺子不好再说，忿忿地回家去拿碗了。

    铁盘子一响，人们马上涌了来。大食堂里并不嘈杂，只有吃汤的吸溜声。三顺子不敢和哥哥在一处吃，不过那额外的一瓢汤还是喝得蛮痛快，然而仍然不解饿。他忽然开始后悔当初埋娘的时候没有用棺材了。当然他后悔也是徒劳，因为那时候小三顺子走路还要姐姐扶呢。

    弟兄俩直到家门口也没说一句话。他们推开门却发现姐姐坐在炕上，手里抱着一尊观音像；微微浮肿的姐夫瘫坐在墙角。

    “哦，秀珍。老勾。”三顺子算是问候了。

    “公社要用你们的房子？”二顺子问。

    “嗯，公社要用，就让我们住这儿了。”秀珍敷衍地说。

    当晚四个人便挤在一起睡，只听见每个人肚子里都咕噜咕噜响。不一会儿老勾悄悄爬起来，开门出去了，然而一直没有回来。

    “咣咣咣！”第二天早上秀珍被打门声吵醒，就去开门。只见干部都指着脚边一具尸体圆鼓鼓的肚子，怒气冲冲地说：“准是你家老勾偷吃了公社的红薯面，要不怎么会没进家门就撑死了呢！”

    “队长，真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

    “算了，你今儿甭去食堂了。既然人死了，其它的我先不追究。”

    三顺子一咕噜爬起来就问：“我呢？”

    “你跟他们也没多大关系，算了吧。”

    “我可以抬尸体吗？”二顺子迫不及待了。

    “好吧，今儿一人加一碗饭。”

    “饭”这个字差点把二顺子搞糊涂。不过三顺子没多想就上去抬，哥哥也就跟上了。

    “等一等！”秀珍忽然想起什么事。她弯下身把丈夫的衣服裤子扒下来，看看裤衩大概无用，便就此作罢。“菩萨保佑。抬吧。”秀珍说完进了屋。

    三个汉子一走，几只瘦骨伶仃的老鼠就溜了出来。倚在墙根的秀珍看着它们，它们也看着她。双方都想把对方装进肚里，都在忖度着谁是最终获胜者。“阿弥佗佛，菩萨保佑。”秀珍念道。老鼠一听果然吓跑。她抱着中空的粗瓷观音像，忽然有了主意。她出去挖了一点野草根，在食堂边满地捡出来半把霉黑的干红薯秧，回家塞在佛像里，灌上一点水。又从屋顶上收集了最后的两把干草放在屋里点着，把佛像倒悬在上头慢慢地烧。她的口中正念念有词，忽然惊恐地一拍大腿，原来窗户没封住，有烟漏出去了！

    这一丝丝可怜的烟在一片光秃秃的寂寞中，孤独地、几乎是略带羞涩地升上天去，即使在西冈都能看到。在西冈，干部正带着一群略微浮肿的小伙子们挖水渠。工地上插着三面红旗，然而并不猎猎招展。不过干部还是热情地带着喊号：

         南通井冈泉呀，

         北接延河水。

         条条连着金水河呀，

         毛主席引来幸福水！

         咳呦咳，幸福水呀，

         冲走了穷人辛酸泪！

         咳呦咳，幸福水，

         流来了多少稻谷穗！

         ……

    人们几乎每掘一铲都要付出很大气力，所以唱得也不起劲。其实水渠是连着金水河还是通向某个亘古不变的荒芜之地似乎并不重要，大家不过是觉得只要挖下去就可以达到一个现在看来朦胧但并不久远的新的将来。于是每个人都强打精神，慢悠悠的握着铲子插进土里，用脚一推，咬牙切齿地把土抛到一边，然后运出力来再插进、再一推……大柱的女人无所事事，也靠在墙上看他们挖。

    “看，那个娘儿们现在是寡妇了。”四虎拱着三顺子的肩膀说。

    “哦。”

    “你不胡思乱想？”

    “寡妇又不能当饭吃。”

    “那可不一定。不过说实在的，我也没想什么。”

    “你们干着，我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儿。”干部一看到那缕烟就往村里赶。当他推开二顺子家门的时候，秀珍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观音肚子里半生不熟的东西。干部一步上去就把观音像打碎在地，然后和人把后悔不已的秀珍往大队部拉。忽然秀珍的身体一阵痉挛，结果还没到大队部，她就捂着肚子歪倒在地，咽气了。

    “哎，”干部一边看着人把她的尸体抬往灰场边，一边叹道，“又是一个割不掉资本主义尾巴的惨痛教训。”

    晚上，二顺子兄弟面对着漆黑的、空荡荡的屋子，越发感到肚子的空荡荡了。

    “得找点东西吃。”二顺子哼哼着发话说。

    “好些东西吃了都是要死人的。”

    “去……灰场边吧。”

    “这个……好吧。”三顺子心领神会。

    两个人摸黑出了门。外头是完全的岑寂，偶尔听见耗子打牙的声音。家家户户都是连一星灯火也没有。在静而黑的土路上，一种顽固的动力驱使着他们继续向前。到了灰场边，他们竟然看见有人影在动，吓得连忙趴下来，不敢动弹。

那个人影好像从一具尸体上弄下了一条大腿，然后扛在肩上快步离开了。借着月光，三顺子看出那是四虎。“没事的。”他笑着说。于是两个人在尸体堆里摸索起来。

    “这儿有个娘儿们。”

    “娘儿们好，嫩。”

    于是他们赶走尸体上的一只耗子，一人捡了一块尖利的石头——家里并没有工具可用——一人一边在大腿根上割起来。兄弟俩怎么也没想到人体关节会连接得这么结实——抑或是他们太没劲儿了？他们忽然觉得有一种远古洪荒的灵感在体内复苏，三下五除二便一人截下了一条腿，然后又扒了几件破衣服作柴禾。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门窗和烟囱堵得严严实实，直到确认从外面看不到火光为止。接下来就可以在屋里生起火，放心地吃一顿了。

    次日清晨吃过汤，顺子兄弟就上工去了。去西冈要经过灰场边，这里已经围了不少人，微微有点叽叽喳喳地响。俩人都猜了个大概，不过二顺子还是好奇地去看了一下。

    不一会儿，二顺子从人群里出来了。“没啥要命的，”他肩膀一耸，两手一摊，说道，“那娘儿们是咱姐。”

    “寡妇还真能当饭吃。”三顺子不禁暗自想道。

 

徐小萌

2003年6月24日

 

终   点

 

      我继续走着。下一节车厢和上一节总是那么相似，多少有些令人失望。这个狭长的世界飞快地移动着，快得连窗外的一条河甚至整整一个村庄都看不清。车轮碾过铁轨缝隙的时候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在空气中弥散成一种焦油味。人们在桌子两边兴奋地谈论着刚刚进行过的比赛。桌子上堆满了碟子、酒瓶、烟灰缸和散乱的扑克牌。地板上几节烟屁股躺在踩扁了的口香糖旁边，依旧冒着歪歪扭扭的眼，把从杂志上扯下来的色情照片烫出一个个眼睛似的窟窿。墙上固定着几行书架，上面摆满了尘封的旅客留言簿，每一本都有辞典那么大，纸已经像风中的枯叶一样发黄变脆，只要一落地就会被震得粉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或老练或稚嫩的文字都沉默地蛰伏在里面。对我来说，这些字本身远比它们所组成的句子更有意义，而且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人看过它们。它们被写下来用以褒扬或抱怨，现在却退出了一切评价的范畴。它们是历史的足迹，是时间在一种超越尘寰的心境中的沉睡与安息。有时候我还可以看到新的较为清晰的文字覆盖在已然褪色的二百年前的墨迹上，与其说这是时间在空间中的压缩与重叠，不如说是后来者对先人的一种富于怀古意味的嘲弄与炫耀。

      据说我们是在开往一个好地方，一片所谓的乐土。不过我对那个遥远的目的地并没有别人那么大的兴趣，只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才来到这里。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机会。有时当一些事情突然呈现到你面前时，你会只是出于一种来自潜意识的莫名冲动而不自觉地踏入其中——尽管他或许与你事先的计划大相径庭，但在这之后你又会意识到你已经被套牢在这个轨道上，然而在某种潜在的压力中你却并不想离开它，尽管你知道还有其他的选择。

      其实这里据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所在，所以这里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人：黑的、白的、黄的，偶尔还有红皮肤的。他们说一种我所不熟悉的特伦尼兹语[1]。他们异常努力地工作，以便能够享有更大更软的床位，并且把装在纸盒里的晚餐改成装在瓷质盘子里，把塑料叉子变成铁叉子。为了移居更豪华的车厢，他们还要奋力争取更高的职位。出于保护这一切都能够有序进行的目的，每节车厢都要选举长官，邻近的车厢通常会组成联盟。车厢的长官们全力以赴地竞选联盟长官，只可惜竞选活动往往会在开始的十五分钟内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大争吵。

      每隔几节车厢就会有一节是武装的：士兵们驾着机关枪和火箭筒指向窗外，车顶上还有迫击炮，防止来自外界的袭击。我还听到一种传言说车头装备着一家炮筒有二十一米长的巨大榴弹炮，可以清除前方遇到的任何障碍，或者——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可以摧毁任何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敌人。

      在这些令人头痛的事情之外，他们鲜有空闲的时间，假如有的话，谈硬币游戏将是最流行的打发时间的选择：两个人在一张小桌上各摆几枚硬币，桌上有一些障碍物或者叫挡块可供硬币作为掩体，双方要轮流用手指弹自己的硬币，把对方的硬币全撞到桌子外面就算获胜。这种游戏看似简单，实则有无穷的学问：必须准确把握弹的力度和方向，否则不但不能置人于死地，反而会造成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很多玩家还说策略比技巧更重要，必须万分谨慎小心才行：既要充分利用掩体掩护好自己，不贸然行进，又要巧妙布阵，引诱对手出击；对方一旦失手，立即给予沉重打击。这一系列奥妙使弹硬币成了最受欢迎的运动。人们会兴奋得不顾一切地大声叫喊着挤在一张小桌周围，手舞足蹈地支招、观战。车厢和联盟之间还要举行隆重的比赛，有男女、单双、团体等许多分类，硬币也因大小、轻重、数量分成多种规格，这样一来就有了好几十个比赛项目。冠军们将获得巨大的奖赏并从此倍受尊崇，而赌徒则把此视为他们大显身手的良机。

      这一切对我并不完全陌生，然而我在此却是个彻底的陌生人。原因并非是我不精于弹币之道，也不是我不熟练的特伦尼兹语。其实一切很简单——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也没有人认识我。实际上我是和一个同乡朋友一起上车的，但是后来又一次当我从一个可怕的噩梦中惊醒的时候，他的铺位已经被一个看上去至少百岁的老人占据。老人和他有着惊人相似的眼睛，但老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目光幽深而空洞，散发着寒冷的气味，好像是在思考一个永恒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我的朋友并没有失踪，而是我做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噩梦。

      有时我也能看到我的一些同乡，但他们除了外表以外与其他人毫无二致。不过我并不在乎这些，因为我知道反正也不会有多大区别的。我试图去了解他们，与他们交好，但最终还是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习惯与陌生人说话倒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交谈时我们常常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每天一大早起床，皱着眉头努力而专注地工作一整天，只用垃圾食品填饱肚子，然后晚上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庭包厢还没来得及对妻子或者丈夫以及孩子说上一句话就倒在床上沉沉睡去；我不知道如此一来高等车厢对他们还有什么价值，不知道他们荒诞的忙碌方式究竟意义何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在某些时刻突然爆发出神经质的大笑，同样也不知道他们的言必称神灵到底是出于虔诚还是空虚或无奈。总之，我们对彼此的理解仅限于隔膜。

      我也开始需要为了生计而四处忙碌了。为了吃上嚼得动的面包或者在面包里夹一片火腿，我不得不放弃休息和多余的睡眠。当我挣扎着找出一点时间来打算画画的时候，我却发现窗外的风景移动的如此之快，根本来不及定睛看上一眼（难道这种未来主义的图景就是大自然一个恶意的玩笑？）；画架也在震颤不止的地板上剧烈地抽搐着，使我无法画上完整的一条线。当我想要呼喊的时候，我的回声却已经被人们的影子吞噬，并且把血淋淋的白骨抛在我面前。

      我常常做梦。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在一条玻璃般澄澈的深蓝色河流旁边，对岸矗立着高大的雪山——我正在飞越它们，耳边伴着一个温暖而柔和的声音。醒来以后一切如故，旷野上沉吟着干涩的风，像是来自上帝心底最深处的喘息。我疲倦得无法呼吸，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我四处询问下一站在什么时候停，但没有人能回答我。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列车员，却也是一无所知。我突然发现自从我上车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停过，甚至连一个车门也没见到。我使劲摇晃着窗户，但狭窄的窗框根本无法让我钻出去。我惶惑地寻找了一星期，没有发现一个可供我跳下去的车门，甚至连我上车的门也不见了。我被禁锢在这条铁轨上——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使我愤怒和失望。其实所有人都被禁锢在这条铁轨上，等着一个虚妄的理想的实现。他们已经成了那个理想的囚徒，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他们自己的囚徒。

      “我们是不会为您停下来的，先生。”一个列车员这样回答我的责问。[2]

      “假如我坚持要下车呢？”

      “也许您可以和司机谈谈。”

      “司机在车头吗？”

      “是的，先生。”

      “要走多长时间？一个月？”

      “对不起，先生，我也不清楚。我自己从来没去过，也没听说其他人去过。”

      “那车门呢？车门在哪里？”

      “我从没有见过，先生。”

      “那你是怎么上来的？他们怎么上来的？我又是怎么上来的？我不知道就算到了终点，大家又能怎么下车。或者退一步说，到时候你们会下车吗？”

      “我不知道，先生。我们大家都是自愿来的，我想我们也可以离开，但不是现在。”

      “！”

      “对于您来说，去找司机不是更好的选择，而是唯一的选择——假如您还坚持自己的想法的话。……保重吧，先生，祝您好运！”

      天气又寒冷起来，风雪横扫过荒原扑面而来，粗糙的深白色雪粒在窗玻璃上砸出细密的小坑，模糊着转瞬即逝的风景。现在是时候了，我必须启程了。我似乎感到一种隐秘的强大力量在推动着我。但不幸的是我发现在一切还未开始之前我就不得不抛下一些东西——我无法带着庞大的行李穿越拥挤而狭长的过道，我只能带上最基本的必需品。我扔下了画架、颜料和画布，我放弃了最喜爱的小说和伟人们的名著，我感到一种被嘲笑被欺骗的耻辱。

      我一直走着，一周接着一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从清晨到深夜，我穿过疯狂的舞会和赛场，经过漆黑的泛着苦味的机关枪。晚上，我在梦中还可以听见庞大的狼群从车顶跑过时的长嗥和他们的利爪抓挠铁皮的声音。这种尖利而又细微的响声常常会像虫子一样钻过车皮缝，掉在地板上或是某人的床上，把他从遥远的梦境中吵醒，偶尔甚至会潜入他的体内，成为一些莫名奇妙的肿瘤的根源。

      有时我会工作两三星期，做点小工，为下一段的行程准备面包和临时铺位。在途中遇到人们为了买到弹币大赛的门票而排大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队伍会有十三节车厢那么长——我很奇怪他们即使买到了票又怎么能看到比赛。有一次我还在一片望不到边的人头攒动中听到一种慷慨激昂的演说。“这是2厘米21克9币制男单总决赛冠军在讲话！！！”一个两眼迷离的老太婆告诉我。“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女士们先生们，我感到万分荣幸！”他已经开始了演讲，“这是一个弹币运动大发展、并且发展到了一个空前高的水平的时代！现在是根除古老的错误观念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项运动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美妙的艺术！在这里，头脑比手指更重要，策略比技术更重要！与其说这是运动，不如说这是一种哲学，而弹手就是哲学家，竞赛实际上就是不同哲学的大辩论！弹手面对硬币，需要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神机妙算，变化万端，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我想我就是得益于拉克斯.维拉泽萨的中庸哲学。我要衷心感谢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我的布阵、设伏、诱敌、出击无不体现着维拉泽萨的哲学精神。需要列位注意的是，这不只是博弈的哲学，更是人生的哲学。在这一开放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我们每人都获得了求索终极人生宗旨的话语权……”他的种种言说中最令我惊异的就是他竟然把拉克斯.维拉泽萨的演进理论称作一种“中庸哲学”。但我无心去纠正这一点，假如我和他比赛，他必定会胜利，然后骄傲地宣称“这是伟大的维拉泽萨哲学的胜利！”我只能在人群中拥挤着——然而与他们不同，我必须继续前进。

      我不停地走着，日复一日，遍阅无尽重复的车厢和比赛。在一个七月的闷热的下午，一个哼唱声中熟悉的旋律使我停了下来。我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车轮的轰响和人群的嘈杂中分辨出这个声音，尽管它如此地轻盈、细微。它具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暖和柔美，从耳道直接流泻到心底，渗入记忆中沉默的最深处，引起另一股暗流涌动着喷溢到我的意识中来。这是我少年时代很流行的一首歌。

      我在车厢里快速巡视了一下，忽然被一双忧悒的黑眼睛攫住，在它们旁边，一绺黑发在风中缓缓飘飞——在临窗的位置上，我找到了她。我在她对面坐下来，看着她但又一言不发。她有点惊奇地打量着我，歌声减消了。外面下起雨来，她关上窗户。雨点敲打着玻璃，铮铮有声。

      “你以前听过？”她的手里摆弄着一个失灵的指南针。

      “是呀，是……”

      “上中学的时候。”

      “对对对！”

      “想起来了？”

      “嗯……”

      “……”

      “你为什么来这儿？”

      她把头转向窗外，“想不起来了……父母让我来的。”看上去她并不想多说，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你喜欢跟陌生人讲话？”她问。

      “不太喜欢，但你不像陌生人。你身上有些地方好像是来自我的记忆，你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是吗？有些人很喜欢跟陌生人聊天，甚至倾诉自己的隐秘故事……”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

      “他们需要为孤独找个宣泄口。”

      “对。”

      “你觉得孤独吗？”

      “也许吧，是的……我有好朋友，但不在这儿。”

      雨霁云开之后，我看着阳光缓慢地探入车厢，落在我和每一个人的身上。一群不知是什么人从过道里涌过，车厢里越发燠热起来。我前后的桌椅向一套刑具似的把我夹在中间，我后背刺痒，开始出汗。一种紧张的冲动忽然在头脑里膨胀，我想要大喊一声，冲破周围的一切，把一切维度都变成逃遁的方向。我还要把天花板也扯碎，来埋葬那些吞噬我回声的影子。

      她把我们之间的桌台收起来，打开了周围所有的窗户。雨后的风一下子涌进来，把我的头发吹得猎猎作响。我舒展开身体，劫后余生般地大口呼吸着。

      “冷静点，没事的！”她的脸纯净得像雪莲。

      “对不起，我有点幽闭恐惧症……”

      “感觉到了。”她把手指按在我嘴唇上说。

      我们谈论起我们的旅程、我的跋涉、惊险的弹币比赛和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已经呆了很长时间，却无法移动自己的双腿。我叫她和我一起走，她在几秒钟的迟疑后拒绝了。

      我留下来和她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月。其间听到了无数美妙的歌曲，它们像丝绸拂过伤口，引起一种既温存又疼痛的快感。但是，最终我不得不下定决心继续前进。

      在沉默的泪水中你微笑了，然而我知道你仍然无法接受我的提议。

      我离开了你，离开了丝绸般的歌。

      我继续走着，带着干面包，衣衫褴褛，已经磨坏了二十一双鞋。早上我有时会被一阵嘈杂吵醒，然后看着没有车票的人痛苦地叫喊着被巡逻队拖走。很长时间以后，他那撕心裂肺的咆哮依然在车厢里挣扎，并且在天花板和地板上撞击出沉重而钝浊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们会被带到哪里去，我从来没有在监狱里再次见到他们，却总是看到卫兵忙碌地修补着被囚犯们的目光割断的铁栅栏。尽管我每次都格外小心，但还是难免会被那些阴沉的目光划伤，留下几处殷红的伤痕。

      我继续走着，像一架纯粹为前进而设计的机器。我不记得已经走过多少节车厢，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在等待着我。我不知道如果我最终见到了司机，他是否能告诉我我们在驶向何方，是否能操纵闸门把这个庞然大物停下来。我想即使我忘了想对司机说的话，忘了我前进的目的，我依然会坚持走下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处于新的地理大发现前夜的航海家，正在奋力证明前方的确存在一个由司机驾驶着的车头，抑或是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条环绕地球首尾相接的循环轨道，而关于目的地的一切传奇只不过是一场庞大的骗局。

      我依然在走着。有时候，在仅仅一秒的时间里，我会发现世界的运行突然加快了：人们不停地站起又坐下，奔入又冲出；车轮碾过铁轨缝的雷鸣频率高了好几十倍，成为一种高音咏叹调般的轰响。有时候，也是在极短的一瞬间中，我又感到一切都静止了。一阵巨大的沉寂流过我周围，空气中安静得能听见灰尘摩擦的声音。车窗外面，一个背影站在一座高山上，耳边伴着一个温软的声音，望着另一边一个遥远的方向。我隐隐感到他就是我，但我却并不期待他能望见什么；我知道，他已经被悄悄地安排进了另一幕悲剧之中。

 

注释：

[1] 特伦尼兹语，即trainese

[2] 这段对话由特伦尼兹语翻译而来

 

徐小萌

2005年1月9日于宾夕法尼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