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

神明已死

请打开这把锁

推开边缘的风

寻找一个思想的萧索

看渺小的城池

映照千年岁月

所有的黎明都是梦境

所有的黄昏都是安魂曲

其余的一切与他无关

他是挥之不去的黑暗的孩子

黑暗的孩子比黑暗更黑

黑暗的孩子有奔跑的宿命

他还需要十次机会呼喊生命的恐惧

他还需要十个姑娘承受无限的爱情

可是黑暗的孩子

只能在黑色的死亡里叹息

彼黍离离

写满无尽视野

每当你沉默

他黑色的骨灰上

就开出

金色的花朵

黄金时代

以北京为首，中国建筑正在进入一个毋庸置疑的高潮。现在中国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而且城市化的进程也方兴未艾。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速度和程度的时候，就势必会出现大规模的新建和重建，并且迎来建筑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通常是出现在社会发展达到鼎盛水平的前夕，因为需要不断地建设新建筑来满足不断产生的新需求；而在全盛期，由于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的状态，建设反而会放缓。元明清时期的北京、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初的纽约、20世纪末的东京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预感在30-5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将会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而这个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建筑和城市化的黄金时代。2002年时隈研吾写了一篇《中国迎来了建筑的时代》，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今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预测中国的大规模建设还会持续30年至35年。

这个时期的建设不但总量大、分布广，而且由于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对于建筑品质的要求也超越了简单地满足基本功能，标准化的乏味建筑以及简陋的处理和施工将趋于销声匿迹。不但对于大尺度的公共建筑有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对于中小尺度的日常建筑也有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在不愁吃饭之后，才会开始讲究餐具的品质与设计。因此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常常可以看到建筑无论尺度大小都具有精良的品质，例如瑞士。在这样的黄金时代中，建筑设计和建筑师也必将与国家和社会共同成长，而北京也正是这个黄金时代的旗手之一。

多元并举

北京的建筑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在公众和舆论中大型公共建筑声势比较大，但其实是各种类型都在进步，而且每个类型也都在不同的尺度上发生着：

大型公共建筑：如首都机场T3航站楼、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等，前面讨论得已经比较充分。这类建筑强调标志性，太多的标志性建筑是一种浪费，而且最终会导致没有标志性，但适当的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所必需的，而且这种标志性本身所产生的间接效益会大大超过投资本身，绝对不是无端的浪费。

办公：如CCTV、中关村中钢广场、西单中银大厦、新保利大厦、环球财讯中心、国贸三期等等，也强调标志性或地标性，因为是企业行为，划算与否也不需要我们自己操心。小尺度的比如张永和做的水晶石图像公司的改造，更多地考虑了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商业：如三里屯Village、世贸天阶、大悦城等，马岩松设计的港丽酒店业已经在CBD破土动工，此外还有一些像左右间咖啡的院这样的小尺度建筑。这类建筑对于业主来说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好的设计可以赚更多的钱。

博物馆、文化建筑：如北京天文馆、电影博物馆、北京规划展览馆、首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新馆以及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新美术馆等，也许不是最好最能夺人眼球，但是也达到了相当高相当专业的水平。

“城市综合体”：这是个最近比较流行的概念，尤其在北京，大概是从SOHO开始，是一种集住宅、商业、办公、娱乐、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complex。Steven Holl设计的当代MOMA也属于此类。著名建筑师的设计越来越多，现在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朝阳门SOHO三期又要开工了。

艺术区：北京的艺术区发展越来越蓬勃，往往先是艺术家们聚集在地租便宜的A区，然后画廊和展厅应运而生，A区艺术产业和地租都被带动起来，于是艺术家们迁往B区，A区成为艺术家-策展人-画廊系统中的展示和交易场所，然后B区再重复这个过程。798、宋庄、草场地等等都已经发展得热火朝天，798里几乎每个画廊都值得驻足多看几眼，对于既有老厂房的重新改造已经做得相当成熟，甚至已经到了有些标准化的地步。新建建筑也都可以看出业主和设计师的共同努力。建筑师哪里都不缺，艺术区里也并不是有着更多的建筑师，只是业主素质更高而已。可见业主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

住宅：不是公寓，而是高端的私有住宅，这类建筑在大众的视野中出现很少，也不为人所熟知，如长城脚下的公社、张永和设计的山语间、马岩松设计的红螺会所和慕田裕长城山区的独立别墅等等。更难以为人所知的是内城的私人四合院的改造，例如朱锫 设计的蔡国强四合院改造是相对比较广为人知的项目，更多、更豪华也更隐秘的高官或富豪的四合院改造都隐藏在古老而朴素的灰色围墙之内，几乎与世隔绝。这实际上也并非是怪现象，因为四合院从来就不是属于平民的住宅，只是在近现代社会动荡才造成了四合院成了平民大杂院的现象。

总的来说，注重建筑品质与设计在北京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各类建筑都在争奇斗艳。相信业主的素质在未来也会越来越高。我相对并不那么强调建筑师，原因在前面的文章也探讨过。好的建筑师永远是有的，关键看业主是否需要是否会选择。这是一个简单的供求关系：需求上去了，供应自然会很快跟上。

崇洋媚外或地方保护

如果从设计者来看，大概可以主要分成设计院、本土私人事务所、外国公司和明星建筑师这几类。这几类设计者在北京都相当活跃。耗巨资选择外国建筑师的行为常常饱受诟病，并且被指责为盲目崇洋媚外。在我看来，崇洋媚外要不得，而建筑设计的地方保护主义也要不得。坦率地讲设计院的原创水平不高，本土设计师也的确还不够成熟，尤其在把握大中型项目上实力欠缺更为明显。一些海归建筑师也只是学到了国外明星建筑师的皮毛，然后回到国内充当盲从者的先锋。在本土设计师实力不济的情况下选择海外建筑师，我想这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公平竞争。如果让我想一想中国有谁能做出更好的机场更好的体育场更好的摩天楼，我实在是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而我们不“崇洋”不“媚外”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一个对“中国”的理解还比不上外国人的丑陋恶俗的建筑。

建筑是艺术，但是在我看来建筑活动也遵循普遍的市场规律，业主有权力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选择质量最高最满意的产品，本土设计师不能奢望地方保护主义，而只能努力做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建筑的评判是主观的，实际上同样水平的两个设计，大家往往会认为外国的更好，这样一来本土建筑师实际上是处在不利地位，并不是完全公平的竞争。但是我们放看思路看，哪一个行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同样质量的一台海尔和一台松下，人们也都会倾向于选择后者；海尔要想胜出，就要让自己的质量远比松下更好，才能纠正人们的崇洋心理。同样，本土建筑师也只有做的远比外国同行更好更适合自己的国家，才能获得胜利；在此之前，我反对建筑设计的地方保护主义。

奇特与平凡

北京新建筑的危险的趋势之一，就是在造型和外观上盲目攀比，在奇特的几何形态上争奇斗艳。有时候小小的一个区域里的几座建筑之间毫无关系，只是争相展示自己的非凡姿态。我欣赏必要的张扬，但是反对集体的癫狂。如果所有建筑都是奇特非凡的个体，那么整个城市将成为怪异的侏罗纪公园。一座理想的城市应该是充满了“平凡建筑”的城市，“非凡”的建筑只在其中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这样的“平凡建筑”尊重本地的历史与文脉，契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有着优雅的形象和空间，摒除了冗赘的浮饰，并且以优良的材料和精湛的工艺完成。这样的建筑也许并不夺人眼球，但是他们在城市中大量地普遍地存在着，是城市生活的常态和主要载体。在我的见闻中像法兰克福和瑞士都达到了这个状态，尤其是后者，无论在荒山野岭还是都会乡村，这样的优质建筑都普遍地存在着，而更难得的是几乎不存在不好的建筑，这看上去似乎不难实现，实际上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才有可能。

侏罗纪公园的形成是业主和建筑师双方的责任：业主希望以奇特的建筑来获得关注产生广告效应，建筑师则希望利用每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最能抑制这个恶性循环的应该是大众品位的提高，这在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漫长的过程。

文脉的断层

现在的北京城经过金元明清四朝经营之后，又经历了建国后以“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为代表的苏式建筑时期，和晚些时候相对标准化的楼房的大量兴建，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建筑。这中间，苏式风格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化模式与金元明清的古典北京毫无关系，属于盲目的好大喜功的建设，并且造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建筑和城区发展的缺环。而当代的建设也没有试图要弥补这一缺环，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崭新的当代建筑与古老的传统建筑在咫尺间共存的现象，比如处在新保利大厦和南新仓国际大厦夹缝之间的皇家粮仓，再比如东岳庙对面、“永延帝祚”牌坊旁边的昆泰大厦等等。这种新旧混杂共处的景象在西方一些城市例如伦敦也存在，但是现代建筑是在西欧古典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其中有延续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新建筑和老建筑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延续和过渡，只有突兀的强制性的介入和扩张，于是造成北京历史文脉的尴尬的断层。

另一方面，尺度上来看，现代建筑和街道也与传统的街巷形成了太大的反差。从长安街开始，罕见的超大尺度的道路和建筑开始在这个城市滋生，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韩非子》里有个“纣为象箸”的故事：“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于土鉶，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有了象牙的筷子，就要用珍馐美器华服广厦才能与之相称。长安街就是这双象牙筷子，如此大尺度的街道完全抢过了中轴线的风头，然后沿街的建筑也需要超大的体量来与之相称；有了这样的一条大街，就想要更多的大街，于是各种环路、平安大街、朝外大街等等一一诞生，然后这些地区的建筑也不得不生长为超大的尺度。现在传统的平易近人的街巷被割裂成宽阔马路间小块的孤岛，现代建筑的巨大体量让原有建筑显得卑微可怜，而与此同时交通问题却愈演愈烈。

当然我前面也已经说过，故宫没有烧掉已是万幸，钟鼓楼今天还依然暮鼓晨钟，面对断层，至少我们现在还有“层”可据。既然木已成舟，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状，然后在未来的建设中努力重新弥补和延续这个割裂的文脉。

我坚决反对“大屋顶”式的拙劣仿古，这一点前面也说得很具体。中国汉族主流的传统建筑形态——也就是木构大屋顶，以及院落式的平面布局其实从几千年前到现在就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具体的制式和结构部件上演化。如果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是在反反复复建造同一座建筑，就好像许巍在反反复复吟唱同一首歌、王家卫在反反复复拍同一部电影一样，恐怕也不为过。中国建筑的核心不是造型，也不是斗拱，而是空间关系、功能关系和布局，这在园林的营造中达到了顶峰。北京的街巷胡同尤其如此，老舍曾说“老北京的美在于建筑之间有‘空儿’，在这些‘空儿’里有树有鸟，每个建筑倒不需要显示自己。”现代建筑和规划不应生硬模仿视觉元素，而是应当借鉴气质、尺度、空间和布局，从小尺度的住宅到大尺度的城市规划改造，重新与北京的传统相衔接，把整个城市重新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21世纪新城市的发展方向。

一位朋友对上一篇文章作了很详细的回应，那篇文章附在下面，我也就此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关于新建筑阻碍城市更新：因为高成本而抵触新的大型建筑，或者认为“新建筑的高成本，让城市更新受阻”，有些因噎废食的嫌疑。而且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优秀的伟大的建筑都不应该被建出来。这样的建筑不能一意孤行地建，也不能一意孤行地不建；该建就建，不该建就不建，要建就要用心建好，这才是正常的态度。实际上“古怪建筑”在建成之后的未来依然被当作可笑试验的情况古今罕见，倒是当时的嘲笑者和抨击者如吴家骅成为历史的笑柄的情况屡见不鲜。

关于建筑师的责任感，作者误会了我的意思。建筑师的责任之于我当然是重中之重，而我本人在北京生长十八年有余，何尝不爱北京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建筑师的责任在我看来早已应该是大家默认的常识和基本的职业精神，然而我们看问题不能一厢情愿，不能只站在业主或政府的角度，也不能只站在建筑师的角度。单纯地提倡建筑师的责任感就是理想主义的态度，单纯的理想主义是从来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的社会和法制几千年来都是基于“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的假设，各种体制都好像在假设一切都会保持非常理想化的运行状态，结果都是好不了多久就要出问题。我们提倡建筑师的责任感，但是决不能在考虑建筑活动的时候一厢情愿地假设所有建筑师都有责任感，建筑也是遵循市场规律的行业，市场里面有买方就有卖方，所以只要有缺乏责任感的业主或甲方，就会有缺乏责任感的建筑师来迎合他们——你不迎合我不迎合一百个人都不迎合，都不是“慑于开发商淫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打工仔，不是怂恿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马屁精”，但是只要有一个建筑师迎合了甲方的心态做了这样的打工仔这样的马屁精，我们一百个建筑师的责任感就纯属白搭。我们不可能杜绝缺乏责任感的建筑师，所以也要在业主、官员和大众身上做文章。

作者提到了王军的《城记》，我觉得这也是个说明不能只顾强调建筑师责任感的好例子。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对于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努力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只把责任推到当时的政府身上。梁思成陈占祥林徽音等都是留学海归人员，因为了解了西方建筑开阔了视野所以可以在比较中体会到中国建筑中国城市的魅力所在，但是他们以外的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视角，难以看到保护北京城的价值所在，所以如果一定要归咎于谁，那么责任应该在自古以来的所有中国人民。中国人自古以来压根就没有丝毫保护古建筑的意识和传统，每逢改朝换代必然要毫不可惜地彻底大拆大建，一部中国建筑史其实也是一部拆迁史。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与西方的石构建筑不同：一来是建得容易，像西方的教堂那样动辄建个几十年数百年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于是拆了也不那么可惜；二来——撇去民族自豪感坦率地讲——石构建筑是愈沧桑愈美丽，木构建筑往往是愈沧桑愈破败，再加上木头年久变形，太老的房子常常很难再继续使用；三来中国人受宗教影响甚少，于是往往只能把前朝的建筑与前朝而非宗教的虔诚联系起来，怒不可遏时便咬牙切齿地一把火烧个痛快以解对暴政之恨，如项羽火烧阿房宫（这个史实现在史学界有疑问，这里暂且不理）。魏时曹植任鄄城王时曾经毁掉一个叫汉武帝殿的古建筑，而且还在他的《毁鄄城故殿令》中有精辟的总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全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所以，回到梁陈的方案上来，一代豪杰项羽不会对它感兴趣，满腹诗书的曹植也不会对它感兴趣，历代的帝王除了清兵入关害怕刺激汉人的神经以外也不会感兴趣。我们再试想一下刚刚解放时的人会怎么想呢？当时举国上下刚刚推倒三座大山，正处于一种摆脱和毁灭各种旧事物的亢奋和惯性之中，故宫没被烧掉已算是大幸，谁会对他们这个方案感兴趣？骆驼祥子会对梁思成的建议感兴趣吗？祥子看到牌楼拆了恐怕兴奋还来不及呢。虎妞会感兴趣吗？鲁迅会感兴趣吗？假如鲁迅活到那时候，鲁迅恐怕还要写一篇《论北京城墙的拆掉》拍手称快——没文化者如祥子和虎妞，有文化者如鲁迅，举国上下四万万人、往古来今的中国人都不会站在梁思成的立场看问题，都不会对他的提议有丝毫的兴趣，结果他的其实很有道理很优越的方案就变成了完全的不合时宜逆时而动无人喝彩。王军看到了梁思成的很多努力，但是他似乎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到他的孤独。所以说建筑师的责任感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把希望都寄托在这里就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我绝不是反对理想主义，我们需要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也需要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 

关于毕尔巴鄂的例子，作者认为没有类比性，那么什么才可以有类比性呢？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美术馆起到的一些作用跟高速公路旁边的奇异快餐店的确是相同的，但是这没什么不好接受或者感觉掉价的，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并且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只不过主体不同，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快餐店。作者认为毕尔巴鄂和北京的新建筑类比逻辑不通，那么究竟不同在哪里？事实上他们已经产生了相似的效果——提高知名度和改变形象——过去世界上没人知道CCTV除了闭路电视系统还是什么玩意儿，现在一下子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电视台，而且感觉到它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喉舌的形象有所不同，这就是这个形象工程的意义和广告效果。

至于设计的演进，作者的意见就更奇怪了：“现在看来革命性的设计手段，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作品”，而且“新设计手法总有不合时宜的一天”。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既然一切都要过时，那么就压根别来新的？既然吃了午饭晚上还要饿，那么干脆就别吃？既然人生出来还会死，那干脆就直接下地狱？作者提到600年的北京文化，我当然是喜爱的（其实北京的文化远不止600年，即便不算燕都，元大都至今也有800年了）。但是北京永远只有这600年的文化吗？再过600年，北京还是只有这600年的文化而不是1200年的文化吗？按照这个逻辑，朱棣也应该为了元大都留下的文化而不建新京城，那么也就没有中轴线，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也没有你现在所珍爱的600年北京文化。

下面是原文：

我对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投资，文脉，设计。
在我看来，城市应当是可更新的，（也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而不落在实处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下个时代，会拥有新的技术，新的设计思想，新材料，新的投资理念。那么当现代的古怪建筑（比如大裤衩）在未来被当作可笑的实验的时候，这些高投入的标新立异建筑就会成为阻碍城市更新的绊脚石。
首先，这种“在文化上斩断传统联系的作品”，不仅破坏了自古的文化的顺承；同时，也因其高投入，让后人无力毁掉它，造成城市永久裂痕。下一代的城市更新总是建立在这一代的发展之上，当这些城市硬伤被当作既有事实强制后人无条件接受的时候，北京600年的文脉传承也就连最后的挣扎余地也没有了。
总体来说，因为新建筑的高成本，让城市更新受阻。因为不理性的设计，让城市文化顺延被戕杀。
对这种痛心现状，博主何不以建筑师的责任感进行反思？我窃对萌兄用“决策者压根不想和传统有那么多关系”将怪异设计的责任推给无专业修养的官员；用不能类比的毕尔巴鄂的例子作“形象工程”的挡箭牌。这种种的看法不赞成。因为建筑师是要对城市负责任的。建筑师不是只会盖房子的小工，建筑师不是慑于开发商淫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打工仔，建筑师更不是怂恿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马屁精。《城记》里梁先生痛心疾首，四处奔走，老泪纵横，只为那城楼上的一砖一瓦，我常想，我们对得起他老人家么？
最后我想说一下，萌兄所举的例子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
首先说比尔巴鄂的例子吧，萌兄拿它来证明形象工程的优点。你这个例子里的比尔巴尔是个老旧城市，想发展旅游业苦于没有卖点，这才引入了盖里的设计。古根汉姆海姆博物馆的建立是为这个城市制造主旋律，为的就是个视觉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该设计跟美国高速公路两边巨大怪异的加油站、快餐店设计的出发点有什么不同？这个设计有其独特的背景，拿它来套北京的大裤衩的存在意义，逻辑上讲不通。此外在形象工程的论述段落中，萌兄也用“有无好处”偷换了“坏处与好处哪样更多”的概念。诚然cctv确有很多好处，但考虑到城市更新这个大主题，它的好处就不那么多了。
其次，萌兄通过批判吴家骅老先生的话语，来证明新建筑设计手法是历史的演进。但萌兄可曾想过现在看来革命性的设计手段，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作品。我反对拿北京城做新建筑的试验田，因为那些新设计手法总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而像我刚才所说的，由于是形象工程，政府为实验性的设计花费了过多的金钱，在今后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这些收不回成本的建筑势必被当作永久的纪念品摆放在北京当中间儿。最可怕的是，那个时候，也许这些试验品早已打败了皇城的威严，独领北京城的格调，试问萌兄，舶品大裤衩跟600年北京文化，你爱哪个？
看过萌兄的评论系列，前五篇臧否各建筑常有独到见解，读到这篇总括北京建筑，感觉萌兄现遥居海外，似乎对长期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所思所感不甚敏感。
外国人常指点中国如此这般做事，到头来不过是为了造出他国看来梦一般的海市蜃楼美景，把中国当成他们家后花园+菜园。所以在接受这些新“指示”的时候，我们应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批判。吴家骅老先生话糙理不糙，新建筑，我们是该批判的接受的。
看到你这篇文章，写了许多，有的针对这篇文章，有的是我的所思所感。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李晔）

鸟巢、水立方、“智窗”（CCTV总部的新名字）、首都机场、国家大剧院是08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五大工程，引起的争议之多丝毫不亚于昔日的卢浮宫金字塔。争议无非是三类：一类是浪费的问题，一类是历史文脉的问题，一类是设计本身的问题。

首先，对于巨额的工程投资，不能仅仅从工程本身和投资本身来看，而要从一个比建筑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就是经济的角度市场的角度。建筑是艺术品，但也是商品，是商品就会遵循市场的规律。以摩天楼为例，很多人批评当代一些摩天楼在目前的国家民生状况下是奢侈浪费，可是我们要从利润和成本的角度、供求关系的角度看就不尽然了。在市中心地价昂贵的地方，在单位土地面积内造更多的层数，单位建筑面积的成本可以更低，这是大家的常识。但是往往大楼超过200米高（具体会因城市和物价而变）之后，结构成本上升，状况就不同了——这个时候盖得更高就不如买更多的地盖得低一些划算。貌似这么看摩天楼并不经济，可是不能忘了，经济与否不能只看成本，而是要看利润。大企业大公司都希望能够把办公地点搬进最壮观的摩天楼来炫耀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当然也愿意出更多的租金。不妨打个比方：1平方米的地1万块，那么10平方米的地就是10万，造10层总共花费5万，100平米15万折合每平米1500；造50层总共花费30万，500平米40万折合每平米才800；但是假如造100层，建筑成本大大上升，比如总共花了100万，那么1000平米就花了110万，折合每平米1100块；这样算下来，貌似中等高度的50层是最合适的。可是我们不能忘了楼不但要造还要卖，大公司都希望进驻最体面的办公场所，100层的楼愿意出1500块租一平米，50层的楼只能吸引次一级的业主，只能卖1000块一平米，这样一来，100层的每平米利润400块，50层的只有200块。成本低是低了，卖不出好价钱也没有用。有人愿意买才会有人愿意卖，投资摩天楼的公司也不是傻子，既然投资就是要赚钱的，既然能赚钱能交税何谈浪费？不能只因为它面向的客户不是你我就指责它是浪费。至于摩天楼的数量和规模，自然有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实在不必过多担心。

但是北京的这些大工程和这种情况有不相同——国家大剧院每个座位折合75万，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挣回来，单纯从投资的角度讲，与其花31亿盖一个剧院，还不如拿这笔钱去开一万个网吧回报率高。这些工程本身显然不是用来赚钱的（T3航站楼或可例外），它们被寄予了超过自身功能的更多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在中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是大众沾不到光的政绩工程，是铺张浪费。可是形象工程真的有那么不好吗？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形象工程：西班牙工业城市毕尔巴鄂在20世纪末走向衰落，作为振兴城市的方法之一，毕尔巴鄂决定与古根汉姆基金会合作，斥巨资请盖里设计建造了惊世骇俗后来闻名天下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如果在中国不知道又要被多少老专家骂得体无完肤）。毕尔巴鄂——一个几乎没人听说过的城市，在美术馆落成当年游客激增了数百万，假如每人花几百美元，那么就为城市增加了数亿美元的直接收入，间接的影响更不可估量，可以说就是这个形象工程让毕尔巴鄂从默默无闻而一朝闻名遐迩，重新焕发了老城的活力。更多的例子可以表明，形象工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要看运作的质量如何水平如何。

北京08年的这些大工程，一方面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实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通过他们大胆而激进的形象来彰显中国的勇敢革新锐意进取，塑造和刷新北京和中国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告诉大家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回到了世界的前台，重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个形象工程的雄心、规模和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至少在目前已经收到很好的成效，今年秋天回到美国常常有心无心听到关于北京和中国的一些言论，和过去听到的已经大不一样（尽管不能都归功于建筑）。从这个角度讲，我不认为这些工程是浪费，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金钱本身买不来的。

这同时也解释了保受诟病的与历史文脉脱节的现象——决策者压根不想和传统有那么多关系，而是希望得到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多外国建筑师投标时会设法让自己的作品与传统发生联系，后来却发现决策者更偏向于斩断了这种联系的全新的作品。在这里我们不能只从建筑的或审美的角度来评判，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策略和心态的问题，不是建筑师能够左右的了。

对于建筑本身的评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基本上我认为鸟巢水立方最成功，CCTV和T3次之，国家大剧院垫底无疑。大家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它们的激进。下面列举几种：

1. 写《城记》的记者王军曾经引述一些“老一代建筑师”的批评：“你非要说CCTV大楼、“鸟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你说服不了我。什么叫先进？打个比方，本来要花10吨钢完成这个东西，我花1吨钢就解决了，这才叫作先进，结果你花了20吨钢甚至更多的钢来做，能说你是先进的吗？可支持者说，CCTV大楼、“鸟巢”是用钢编织的艺术品。这观点是对是错？这不是一名记者能够回答的。”

我也曾经做过记者，现在我做建筑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我不认为不做建筑就不能评判）。道理和前面讨论的一样，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受益，假如我的20吨钢效果比你1吨钢强百倍，凭什么说我的20吨钢不好？按照这种唯成本论，金字塔是古代最落后的建筑，帕特农神庙用了那么多大理石是古希腊最落后的神庙，罗马万神庙消耗了那么多混凝土是古罗马最落后的穹顶，巴黎圣母院是有史以来最落后的教堂之一！这种唯成本论表面上理由充分，其实只看成本不看受益，大大失之偏颇！

2. 王军在谈到鸟巢等时说：“如果你要问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想说的是，北京可以不再玩这种“怪房子”了。”

王军把鸟巢等叫做“怪房子”，尽管他没有说明什么叫怪房子以及怪房子孰是孰非，但显然是贬义的评论。这种评论很奇怪，什么叫怪房子？20世纪中国的现当代建筑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有了世界领先水平的建筑，却要对它相对于我们的领先性进行批评，就好像茹毛饮血的人对给他吃饺子的人说这是“怪食物”，何其可悲！假如王军去看当代建筑史，一定会觉得里面不但有怪房子甚至还有超级怪房子乃至终极怪房子，在他看来现当代建筑史恐怕就是一部超级怪房子史而已。鸟巢不但不是怪房子，而且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了新北京的一个骄傲。

3. 一个叫吴家骅的老专家教授在《吴家骅建筑十讲》中说：“盖个电视台，把房子搞得东倒西歪，踢个球非得做个鸟巢，听个音乐非得造个鸟蛋。这是什么建筑形态？是什么人的建筑形态？是什么活法、什么行为、什么逻辑，这么胡作非为？这些搞杂耍的人生怕人家说自己不懂艺术，生怕自己老实，非要做鬼脸给人看；本来就丑，还猛化妆，生怕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柱子都恨不得弯着斜着做，折腾死人，总想以所谓“个性化设计”来表达自己与众不同。这些人缺乏建筑学的基本常识，以为自己脚下没有地球引力了。”

这位专家真是好个挥斥方遒咄咄逼人！然而我也会说这是什么想法、什么言论、什么逻辑，这么胡说八道！库哈斯抱怨中国老一代建筑师的保守主义，我对老一代建筑师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憎恶。按照吴家骅的逻辑，似乎墙一定都是要方方正正的，都要拐直角弯，柱子都要直上直下，否则就是非人建筑。但是这种建筑形态是怎么产生的？是现代主义（这个“现代”是艺术史的概念，不是指当代）工业发展中产生的，是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建筑形态。但是适应一个时期并不意味着完美也不意味着不可改善——人的活动从来不是方方正正直上直下拐直角弯的，只有机器人才会如此！当代的生产水平进步了，当然应该发展出更适应人的活动的建筑。吴家骅问“这是什么建筑形态？是什么人的建筑形态？”我来告诉你：这是当代的21世纪的建筑形态，是正常人的建筑形态，你那一套却是机器的建筑形态，是机器人的建筑形态，也就是非人的建筑形态！按照他的逻辑，一切都要原地踏步，第一个盖出房子的人也要受到嘲讽性的质问：“这是什么居住形态？是什么人的居住形态？这些搞把戏的人生怕人家说自己不懂生计，生怕自己老老实实住在山洞里，非要做个房子来给人看。”按照他的逻辑，人类不能发展，依然要茹毛饮血住山洞，否则有一些进步就“不是人的应有形态”。按照他的逻辑，莱特兄弟缺乏最基本的机械常识，以为机器跑起来就没有地心引力了。专家如吴家骅者，我理智上知道你们有发出声音的自由，然而我真心愿你们尽快被历史淘汰掉，不要再继续误人子弟扰乱视听了。当然几个吴家骅没什么大碍，历史一向都是踩在吴家骅们的尸体上前进的。

一座城市的机场往往和这个城市是相对应的：费城国际机场的陈旧和黯淡，旧金山机场的清新明媚，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新老杂陈，莫斯科机场的荣华渐老，香港新机场的高效和现代化，太原机场的土气和落后，成都双流机场的舒适得体……然而北京首都机场似乎早已不能和这个城市匹配了，再加上超大流量造成的不堪重负的拥挤，一座新的航站楼是理所当然的。

今年夏天回北京，快降落的时候就在想会不会降落在这个新的3号航站楼，结果真的如愿以偿。从狭小的机舱走出来，立即置身于一个巨大而畅通的空间——无与伦比地巨大，无与伦比地畅通，被压迫已久的身心一下子舒展开来。辽阔得望不到尽头的屋顶轻盈地漂浮在高空，条状天花板间的空隙隐约露出屋顶的骨架，更减轻了屋顶的视觉重量，而有规律地缺失造成的流畅线条优雅地勾勒出屋顶微妙的曲面。晨曦的天光从一个个三角形的开窗经过屋顶的过滤柔和地洒下来，溶解了十多个小时旅途的倦意。福斯特果然没有令人失望，这个旅途的终点令人心满意足，也令人更多地期待这个城市的精彩。

这个国门的工程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足以彰显国家和城市的实力。工程总投资250亿元。2900米长，790米宽，45米高，总建筑面积百万平方米，相当于170个足球场大。设计图纸有近10万张，足以堆满一个库房。屋顶的热胀冷缩相差达到80厘米，以至于柱子和屋顶不得不采用特殊的连接以备温度变化造成的滑动。西门子发现已有的行李传送带都无法满足这个需要，不得不专门为这个庞大的系统专门设计分段加速的行李传送装置，传送带加起来有70公里长，整套传送带就花去了18亿。然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有屋顶的建筑（没有屋顶的当然是长城）工期仅用了三年零九个月；同样是福斯特设计的香港新机场用了6年，而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五号航站楼花了18年。这样的工程非有强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的通力合作不能实现。以这样一座建筑来迎接来客，足以让所有人擦亮自己的眼睛，准备发现这个城市的壮美。

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果然没有令人失望。他从“龙”的概念出发，但是没有像很多蹩脚建筑师那样被龙的具体形态所束缚。不过中方合作深化的部分似乎起了一些不大好的作用。听说内部还放进了一些中国古代文物的仿制品甚至小型的园林，我那次途经的地方没有看到，但是这样的做法我想很难收到好的效果。这座机场既然是展示北京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实力，那么就没必要再给它添加更多的使命——北京的传统魅力在这个城市里呈现得多得多也好得多，可以有充分的自信给所有来客留下深刻印象，实在没必要在这里画蛇添足生怕别人不知道。二流的设计师总是喜欢面面俱到，结果必然是哪个方面也做不好。抓住重点是一切艺术的要旨，然而喜欢面面俱到贪心太多的毛病却在哪个领域都能见到。

福斯特本人的历程也相当具有传奇性。他1967年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在伦敦和世界各地设计了很多重要的大型建筑。他的公司今天已经发展成由500多名设计师组成的大公司（这在建筑界是规模非常大的公司了），分支机构遍及柏林、香港、伊斯坦布尔等六个大城市。1990年获得骑士头衔，99年或终身贵族的荣誉，并被女王封为“泰晤士河岸的福斯特男爵”（Baron Foster of Thames Bank），成为泰晤士河岸的领主，现在对他的官方称呼还要加上“殿下”的前缀。我在伦敦的时候一天到晚都会在各处和他的作品不断相遇，从金融区的地铁站到大英博物馆的中庭，从大伦敦地区的政府楼到泰晤士河上的千禧桥，可以说他是现当代伦敦建设的最大功臣之一。福斯特之于伦敦，也许就如高迪之于巴塞罗那，只是伦敦实在太大太厚重，因此前者的影响不如后者那样明显。

(本文内图片为网络图片)

出国以后，每年暑假回到北京都会看到新的变化，切身感受到北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进行着雄心勃勃的更新和建设。

我想北京的新建筑肯定应该先从Soho系列和长城脚下的公社说起。潘石屹和张欣夫妇从世纪之交开始做的许多地产项目都有其引人注目或成功之处——它们一律在黄金地段，都是基于“小型办公，居家办公”（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概念：SOHO现代城、建外SOHO、朝外SOHO、光华路SOHO、SOHO尚都、三里屯SOHO、SOHO北京公馆等。潘石屹是中国第一个经常性地请著名建筑师来设计地产项目的人，他曾与山本里显、马清运、隈研吾等人合作，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集中了亚洲的12位著名建筑师，而他本人在北京怀柔的住宅“山语间”是由张永和设计。SOHO现代城是SOHO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在销售上也大获成功。它的外观与当时的其他地产项目还没有很大差别，但是室内空间已经有所不同。此后SOHO中国的脚步越来越坚定和大胆。

SOHO现代城

建外Soho

几年前第一次在国贸看到建外SOHO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工，但是那个耳目一新的情景至今不能忘怀。建成后去了好几次，越发喜爱这一群建筑。它清晰简洁，秩序井然，轻盈而又开朗，谦和而又不失自信，有一种亲切、平易近人而又不失高贵的迷人的优雅——这正是它与长安街上大多数建筑相比最可贵的地方。长安街上有些是以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式的气质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比如东方广场；有些是非常肤浅可笑的比喻或象征，比如门型的海关大楼和怀抱式的妇联大楼；有些是用了很多平庸的甚至低级趣味的手法，比如西单图书大厦；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希同帽”就更不用说了。建外SOHO没有陷入以上任何一个陷阱，却在气质、功能和新意上都超过了那些建筑。我说它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奇妙的是它并没有用到什么新奇的结构、材料、造型或表现手法——它只是最简单的一系列白色方格框架而已，但是它对此有充分的自信，这样的自信使它不屑于用任何冗余的浮夸的方式来标榜自己的精英地位，也使它的高贵与优雅成为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精神气质。我反复提到“高贵和优雅”，并不是指外观、材质的绚丽或奢华，而是精神层面的属性——安藤忠雄的一面清水混凝土墙或者密斯的一段工字钢可能远比很多黄金的宫殿还要更加高贵。非常有趣的是紧邻建外SOHO 有一个目前还没完工的项目银泰中心，银泰中心的外观主体部分和建外SOHO非常近似，然而效果却相差甚远。虽然银泰中心本身绝对不差，这种对比却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么一点点差别就反衬得建外SOHO更加的高贵和优雅，而让银泰中心显得像一个乡镇企业家。更有趣的是建外SOHO是当代建筑中少见的实景胜于效果图的建筑，似乎各种效果图都会把它立面上的微妙质感做过于简单化的表现。

和许多地产项目不同，建外SOHO没有围墙，完全不据人于大门之外，而是欢迎来自各个方向的人流可以在里面穿行、汇聚，一二层的房屋大多租给了各种店铺，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这里吃喝玩乐。很多的中小公司还把楼上的住宅租为办公场所。建外SOHO在功能和流线上完全与城市环境融为了一体，没有片断感或割裂感，让人觉得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平民化的开放的策略也就不仅仅停留在外观上，我想这正是这个项目对于城市来说最可贵和可借鉴的部分。而这种开放、谦和而又不失高贵的姿态，也与新北京的气度非常契合。

建外SOHO的建筑师是日本的山本理显，过去并没有听说过，不过此后肯定会记住了。据说灵感来源于摩洛哥的休达等伊斯兰城市的城市形态，一切都像迷宫般混杂在一起，于是觉得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元素或细胞，与城市发生直接的关联。这让人想起张永和在《作文本》中对北京的批评：曾经连续的和谐的城市被无关联的形体张扬的设计所取代，城市的肌理被割裂，城市成为展示这一系列物品的平台也即“物体城市”。 建外SOHO不但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反而对城市有重新联系的作用，让人倍感欣慰，我也很愿意看到更多的这样的项目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中出现。

其他SOHO

在我看来SOHO后来的项目从建筑的角度讲没有建外SOHO成功，不过都对城市的发展和更新、尤其是国贸地区的演变起到了带动作用。朝外SOHO在东大桥地区的楼群中非常显眼，它在设计理念中企图囊括土楼、胡同、老北京色彩、小城市和园林风貌，显然太贪心了——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建筑是从多个概念发展出来的，而很多人包括我过去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要在一个建筑里面实现太多企图，结果必然就是导致任何一个概念都没有得到充分表现。

SOHO尚都用玻璃幕墙做出不规则的几何折面，并且强调了折痕。这个手法在国际上其实不新鲜，不过从这以后北京涌现出不少新的商业建筑或办公楼都在或多或少仿效这个手法。另外SOHO尚都里商业区的内部空间——尤其是通道实在有些局促，尽管实际空间如果安排得好并不算小。

马清运设计的光华路SOHO比较令人失望。马清运从清华建筑系毕业以后在宾大获得建筑硕士，回国开了马达思班设计事务所，现在南加州建筑学院任院长，是目前中国最有名的建筑师之一，而且说起来还算是我的校友。第一次看到他在西安为他父亲设计的住宅对他还是很有好感，但是这个建筑就让我的好感变成了怀疑。他把“圆点”作为设计理念，但是这个圆点和光华路和国贸和北京似乎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为什么不是三角形不是六边形不是梯形而偏偏是圆形？这个问题听上去有些像是学生作业讲评中老师提出的刁钻问题，可是恰恰就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缺乏一个深入思考得出合理的答案——他的唯一理由就是圆点是“经典时尚”—— 光华路SOHO让我在路过它的时候感到莫名其妙而不是自然而然。马清运前一阵来哥大展示了一些近期的作品，也让人觉得他恐怕是开始浮躁起来了。他的过分讲究的着装更令人不自觉地要联想起张永和的质朴。

三里屯SOHO所在的地区又是一个黄金地带。“三里屯”这个名字本身其实土得掉渣，从位置来看估计就是明清时期一个东城墙外三里的小村。然而这里现在却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市区，一二百个大使馆环绕在三里屯周围，一天到晚走在街上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连Hooters都在这里开了分店。三里屯酒吧街已经成了中国最有标志性的城市片断之一。而且三里屯一直以来的主要商业都是中小型商业，LV和Prada在这里是少见的，这也比较符合SOHO的主要销售对象。SOHO这次的策略依然是融合多种功能的开放性社区或“街区”——居住、办公、商业、娱乐，尽管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设计的房子还没建成，却已经大获成功，开盘不到十天就创下超过50的销售额。今年夏天坐车经过三里屯，楼还没起来，但不经意间瞥见了三里屯SOHO的极其精美的售楼处，后来又经过的时候就进去看了整个项目的模型。相信它可以让三里屯地区更加繁盛。

长城脚下的公社

潘石屹和张欣夫妇2002年在北京水关长城附近选了一块地方，邀请来自亚洲的12位重要建筑师每人设计建造一座别墅。这个项目的设置非常好，因为别墅设计在我看来是建筑设计最重要的主题，是建筑设计的皇冠。很多人恐怕以为“最好”的建筑设计体现在摩天楼或者超大型建筑上，我就经常遇到有人问我将来是不是要盖多高多大的楼。但事实上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为人的行为和活动提供空间，“居住”是人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活动，因此居住空间也就是人最重要的空间，别墅设计就是直面如何解决最理想的居住空间的问题，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居住者息息相关。与此相反，超高层或超大型建筑的尺度远远大于人的尺度，它们的形态和立面与具体的空间是脱节的，夸张的形态或这立面并不会对每个房间造成很大影响——一个火柴盒状的摩天楼里面有一个方形办公室，把火柴盒拧成麻花以后那个办公室基本上还是方形的。

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长城脚下的公社，不能做什么评论，从照片上看相当可圈可点。现在交给凯宾斯基作为酒店经营，从投资上来看似乎也是很成功的，现在甚至还做了二期工程，可见回报不错。不过一晚一万左右的租金和120块的参观票让有些人认为这种项目过渡浪费而且与大众脱节，我觉得这种批评纯属瞎操心。从市场角度来说，这个项目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潘石屹和张欣用的是自己挣来的钱，到时候也可以把成本挣回来继而盈利，不存在任何浪费的问题，只是目标客户不是无产阶级罢了。更何况这个项目对于中国建筑的意义很大，类似这种集中一群著名建筑师设计一片小型建筑的运作方式在中国其他地方陆续出现，比如贺兰山房和金华建筑公园，而且也从此吸引了世界对中国建筑的关注。

手提箱(347㎡)，张智强(中国香港)

怪院子(481㎡)，严迅奇(中国香港)

飞机场(603㎡)，简学义(中国台湾)

红房子(485㎡)，安东(中国大陆)

竹屋(716㎡)，隈研吾(日本)

大通铺(524㎡)，堪尼卡(泰国)

双兄弟(477㎡)，陈家毅(新加坡) 

土宅(449㎡)，张永和(中国大陆)

潘石屹和张欣夫妇的项目不断邀请各路优秀建筑师来参与设计，不断把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推向大众，把好的设计真正融入到城市和城市生活中，不断给北京带来新的惊喜，也带动了很多方面的人对建筑品质的关注，甚至影响了很多新建筑的建筑风格。长城脚下的公社成为中国首个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项目，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建筑首次获得国际的关注和承认。潘石屹在商业利润以外的贡献同样很大，从来没有哪一个房地产商能对城市的发展和更新有这样的推动和带头作用，能为把北京建成更有活力更有整体性的城市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当然这不能全都看作他们的功劳，我想这其实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种种表现之一，具体的内容会在以后提到。

(图片均为网络图片)

2008年9月11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