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萌

一位朋友对上一篇文章作了很详细的回应，那篇文章附在下面，我也就此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关于新建筑阻碍城市更新：因为高成本而抵触新的大型建筑，或者认为“新建筑的高成本，让城市更新受阻”，有些因噎废食的嫌疑。而且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优秀的伟大的建筑都不应该被建出来。这样的建筑不能一意孤行地建，也不能一意孤行地不建；该建就建，不该建就不建，要建就要用心建好，这才是正常的态度。实际上“古怪建筑”在建成之后的未来依然被当作可笑试验的情况古今罕见，倒是当时的嘲笑者和抨击者如吴家骅成为历史的笑柄的情况屡见不鲜。

关于建筑师的责任感，作者误会了我的意思。建筑师的责任之于我当然是重中之重，而我本人在北京生长十八年有余，何尝不爱北京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建筑师的责任在我看来早已应该是大家默认的常识和基本的职业精神，然而我们看问题不能一厢情愿，不能只站在业主或政府的角度，也不能只站在建筑师的角度。单纯地提倡建筑师的责任感就是理想主义的态度，单纯的理想主义是从来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的社会和法制几千年来都是基于“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的假设，各种体制都好像在假设一切都会保持非常理想化的运行状态，结果都是好不了多久就要出问题。我们提倡建筑师的责任感，但是决不能在考虑建筑活动的时候一厢情愿地假设所有建筑师都有责任感，建筑也是遵循市场规律的行业，市场里面有买方就有卖方，所以只要有缺乏责任感的业主或甲方，就会有缺乏责任感的建筑师来迎合他们——你不迎合我不迎合一百个人都不迎合，都不是“慑于开发商淫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打工仔，不是怂恿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马屁精”，但是只要有一个建筑师迎合了甲方的心态做了这样的打工仔这样的马屁精，我们一百个建筑师的责任感就纯属白搭。我们不可能杜绝缺乏责任感的建筑师，所以也要在业主、官员和大众身上做文章。

作者提到了王军的《城记》，我觉得这也是个说明不能只顾强调建筑师责任感的好例子。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对于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努力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只把责任推到当时的政府身上。梁思成陈占祥林徽音等都是留学海归人员，因为了解了西方建筑开阔了视野所以可以在比较中体会到中国建筑中国城市的魅力所在，但是他们以外的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视角，难以看到保护北京城的价值所在，所以如果一定要归咎于谁，那么责任应该在自古以来的所有中国人民。中国人自古以来压根就没有丝毫保护古建筑的意识和传统，每逢改朝换代必然要毫不可惜地彻底大拆大建，一部中国建筑史其实也是一部拆迁史。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与西方的石构建筑不同：一来是建得容易，像西方的教堂那样动辄建个几十年数百年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于是拆了也不那么可惜；二来——撇去民族自豪感坦率地讲——石构建筑是愈沧桑愈美丽，木构建筑往往是愈沧桑愈破败，再加上木头年久变形，太老的房子常常很难再继续使用；三来中国人受宗教影响甚少，于是往往只能把前朝的建筑与前朝而非宗教的虔诚联系起来，怒不可遏时便咬牙切齿地一把火烧个痛快以解对暴政之恨，如项羽火烧阿房宫（这个史实现在史学界有疑问，这里暂且不理）。魏时曹植任鄄城王时曾经毁掉一个叫汉武帝殿的古建筑，而且还在他的《毁鄄城故殿令》中有精辟的总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全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所以，回到梁陈的方案上来，一代豪杰项羽不会对它感兴趣，满腹诗书的曹植也不会对它感兴趣，历代的帝王除了清兵入关害怕刺激汉人的神经以外也不会感兴趣。我们再试想一下刚刚解放时的人会怎么想呢？当时举国上下刚刚推倒三座大山，正处于一种摆脱和毁灭各种旧事物的亢奋和惯性之中，故宫没被烧掉已算是大幸，谁会对他们这个方案感兴趣？骆驼祥子会对梁思成的建议感兴趣吗？祥子看到牌楼拆了恐怕兴奋还来不及呢。虎妞会感兴趣吗？鲁迅会感兴趣吗？假如鲁迅活到那时候，鲁迅恐怕还要写一篇《论北京城墙的拆掉》拍手称快——没文化者如祥子和虎妞，有文化者如鲁迅，举国上下四万万人、往古来今的中国人都不会站在梁思成的立场看问题，都不会对他的提议有丝毫的兴趣，结果他的其实很有道理很优越的方案就变成了完全的不合时宜逆时而动无人喝彩。王军看到了梁思成的很多努力，但是他似乎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到他的孤独。所以说建筑师的责任感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把希望都寄托在这里就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我绝不是反对理想主义，我们需要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也需要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 

关于毕尔巴鄂的例子，作者认为没有类比性，那么什么才可以有类比性呢？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美术馆起到的一些作用跟高速公路旁边的奇异快餐店的确是相同的，但是这没什么不好接受或者感觉掉价的，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并且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只不过主体不同，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快餐店。作者认为毕尔巴鄂和北京的新建筑类比逻辑不通，那么究竟不同在哪里？事实上他们已经产生了相似的效果——提高知名度和改变形象——过去世界上没人知道CCTV除了闭路电视系统还是什么玩意儿，现在一下子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电视台，而且感觉到它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喉舌的形象有所不同，这就是这个形象工程的意义和广告效果。

至于设计的演进，作者的意见就更奇怪了：“现在看来革命性的设计手段，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作品”，而且“新设计手法总有不合时宜的一天”。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既然一切都要过时，那么就压根别来新的？既然吃了午饭晚上还要饿，那么干脆就别吃？既然人生出来还会死，那干脆就直接下地狱？作者提到600年的北京文化，我当然是喜爱的（其实北京的文化远不止600年，即便不算燕都，元大都至今也有800年了）。但是北京永远只有这600年的文化吗？再过600年，北京还是只有这600年的文化而不是1200年的文化吗？按照这个逻辑，朱棣也应该为了元大都留下的文化而不建新京城，那么也就没有中轴线，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也没有你现在所珍爱的600年北京文化。

下面是原文：

我对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投资，文脉，设计。
在我看来，城市应当是可更新的，（也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而不落在实处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下个时代，会拥有新的技术，新的设计思想，新材料，新的投资理念。那么当现代的古怪建筑（比如大裤衩）在未来被当作可笑的实验的时候，这些高投入的标新立异建筑就会成为阻碍城市更新的绊脚石。
首先，这种“在文化上斩断传统联系的作品”，不仅破坏了自古的文化的顺承；同时，也因其高投入，让后人无力毁掉它，造成城市永久裂痕。下一代的城市更新总是建立在这一代的发展之上，当这些城市硬伤被当作既有事实强制后人无条件接受的时候，北京600年的文脉传承也就连最后的挣扎余地也没有了。
总体来说，因为新建筑的高成本，让城市更新受阻。因为不理性的设计，让城市文化顺延被戕杀。
对这种痛心现状，博主何不以建筑师的责任感进行反思？我窃对萌兄用“决策者压根不想和传统有那么多关系”将怪异设计的责任推给无专业修养的官员；用不能类比的毕尔巴鄂的例子作“形象工程”的挡箭牌。这种种的看法不赞成。因为建筑师是要对城市负责任的。建筑师不是只会盖房子的小工，建筑师不是慑于开发商淫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打工仔，建筑师更不是怂恿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马屁精。《城记》里梁先生痛心疾首，四处奔走，老泪纵横，只为那城楼上的一砖一瓦，我常想，我们对得起他老人家么？
最后我想说一下，萌兄所举的例子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
首先说比尔巴鄂的例子吧，萌兄拿它来证明形象工程的优点。你这个例子里的比尔巴尔是个老旧城市，想发展旅游业苦于没有卖点，这才引入了盖里的设计。古根汉姆海姆博物馆的建立是为这个城市制造主旋律，为的就是个视觉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该设计跟美国高速公路两边巨大怪异的加油站、快餐店设计的出发点有什么不同？这个设计有其独特的背景，拿它来套北京的大裤衩的存在意义，逻辑上讲不通。此外在形象工程的论述段落中，萌兄也用“有无好处”偷换了“坏处与好处哪样更多”的概念。诚然cctv确有很多好处，但考虑到城市更新这个大主题，它的好处就不那么多了。
其次，萌兄通过批判吴家骅老先生的话语，来证明新建筑设计手法是历史的演进。但萌兄可曾想过现在看来革命性的设计手段，在若干年后也同样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作品。我反对拿北京城做新建筑的试验田，因为那些新设计手法总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而像我刚才所说的，由于是形象工程，政府为实验性的设计花费了过多的金钱，在今后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这些收不回成本的建筑势必被当作永久的纪念品摆放在北京当中间儿。最可怕的是，那个时候，也许这些试验品早已打败了皇城的威严，独领北京城的格调，试问萌兄，舶品大裤衩跟600年北京文化，你爱哪个？
看过萌兄的评论系列，前五篇臧否各建筑常有独到见解，读到这篇总括北京建筑，感觉萌兄现遥居海外，似乎对长期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所思所感不甚敏感。
外国人常指点中国如此这般做事，到头来不过是为了造出他国看来梦一般的海市蜃楼美景，把中国当成他们家后花园+菜园。所以在接受这些新“指示”的时候，我们应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批判。吴家骅老先生话糙理不糙，新建筑，我们是该批判的接受的。
看到你这篇文章，写了许多，有的针对这篇文章，有的是我的所思所感。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李晔）

鸟巢、水立方、“智窗”（CCTV总部的新名字）、首都机场、国家大剧院是08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五大工程，引起的争议之多丝毫不亚于昔日的卢浮宫金字塔。争议无非是三类：一类是浪费的问题，一类是历史文脉的问题，一类是设计本身的问题。

首先，对于巨额的工程投资，不能仅仅从工程本身和投资本身来看，而要从一个比建筑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就是经济的角度市场的角度。建筑是艺术品，但也是商品，是商品就会遵循市场的规律。以摩天楼为例，很多人批评当代一些摩天楼在目前的国家民生状况下是奢侈浪费，可是我们要从利润和成本的角度、供求关系的角度看就不尽然了。在市中心地价昂贵的地方，在单位土地面积内造更多的层数，单位建筑面积的成本可以更低，这是大家的常识。但是往往大楼超过200米高（具体会因城市和物价而变）之后，结构成本上升，状况就不同了——这个时候盖得更高就不如买更多的地盖得低一些划算。貌似这么看摩天楼并不经济，可是不能忘了，经济与否不能只看成本，而是要看利润。大企业大公司都希望能够把办公地点搬进最壮观的摩天楼来炫耀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当然也愿意出更多的租金。不妨打个比方：1平方米的地1万块，那么10平方米的地就是10万，造10层总共花费5万，100平米15万折合每平米1500；造50层总共花费30万，500平米40万折合每平米才800；但是假如造100层，建筑成本大大上升，比如总共花了100万，那么1000平米就花了110万，折合每平米1100块；这样算下来，貌似中等高度的50层是最合适的。可是我们不能忘了楼不但要造还要卖，大公司都希望进驻最体面的办公场所，100层的楼愿意出1500块租一平米，50层的楼只能吸引次一级的业主，只能卖1000块一平米，这样一来，100层的每平米利润400块，50层的只有200块。成本低是低了，卖不出好价钱也没有用。有人愿意买才会有人愿意卖，投资摩天楼的公司也不是傻子，既然投资就是要赚钱的，既然能赚钱能交税何谈浪费？不能只因为它面向的客户不是你我就指责它是浪费。至于摩天楼的数量和规模，自然有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实在不必过多担心。

但是北京的这些大工程和这种情况有不相同——国家大剧院每个座位折合75万，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挣回来，单纯从投资的角度讲，与其花31亿盖一个剧院，还不如拿这笔钱去开一万个网吧回报率高。这些工程本身显然不是用来赚钱的（T3航站楼或可例外），它们被寄予了超过自身功能的更多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在中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是大众沾不到光的政绩工程，是铺张浪费。可是形象工程真的有那么不好吗？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形象工程：西班牙工业城市毕尔巴鄂在20世纪末走向衰落，作为振兴城市的方法之一，毕尔巴鄂决定与古根汉姆基金会合作，斥巨资请盖里设计建造了惊世骇俗后来闻名天下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如果在中国不知道又要被多少老专家骂得体无完肤）。毕尔巴鄂——一个几乎没人听说过的城市，在美术馆落成当年游客激增了数百万，假如每人花几百美元，那么就为城市增加了数亿美元的直接收入，间接的影响更不可估量，可以说就是这个形象工程让毕尔巴鄂从默默无闻而一朝闻名遐迩，重新焕发了老城的活力。更多的例子可以表明，形象工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要看运作的质量如何水平如何。

北京08年的这些大工程，一方面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实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通过他们大胆而激进的形象来彰显中国的勇敢革新锐意进取，塑造和刷新北京和中国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告诉大家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回到了世界的前台，重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个形象工程的雄心、规模和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至少在目前已经收到很好的成效，今年秋天回到美国常常有心无心听到关于北京和中国的一些言论，和过去听到的已经大不一样（尽管不能都归功于建筑）。从这个角度讲，我不认为这些工程是浪费，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金钱本身买不来的。

这同时也解释了保受诟病的与历史文脉脱节的现象——决策者压根不想和传统有那么多关系，而是希望得到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多外国建筑师投标时会设法让自己的作品与传统发生联系，后来却发现决策者更偏向于斩断了这种联系的全新的作品。在这里我们不能只从建筑的或审美的角度来评判，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策略和心态的问题，不是建筑师能够左右的了。

对于建筑本身的评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基本上我认为鸟巢水立方最成功，CCTV和T3次之，国家大剧院垫底无疑。大家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它们的激进。下面列举几种：

1. 写《城记》的记者王军曾经引述一些“老一代建筑师”的批评：“你非要说CCTV大楼、“鸟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你说服不了我。什么叫先进？打个比方，本来要花10吨钢完成这个东西，我花1吨钢就解决了，这才叫作先进，结果你花了20吨钢甚至更多的钢来做，能说你是先进的吗？可支持者说，CCTV大楼、“鸟巢”是用钢编织的艺术品。这观点是对是错？这不是一名记者能够回答的。”

我也曾经做过记者，现在我做建筑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我不认为不做建筑就不能评判）。道理和前面讨论的一样，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受益，假如我的20吨钢效果比你1吨钢强百倍，凭什么说我的20吨钢不好？按照这种唯成本论，金字塔是古代最落后的建筑，帕特农神庙用了那么多大理石是古希腊最落后的神庙，罗马万神庙消耗了那么多混凝土是古罗马最落后的穹顶，巴黎圣母院是有史以来最落后的教堂之一！这种唯成本论表面上理由充分，其实只看成本不看受益，大大失之偏颇！

2. 王军在谈到鸟巢等时说：“如果你要问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想说的是，北京可以不再玩这种“怪房子”了。”

王军把鸟巢等叫做“怪房子”，尽管他没有说明什么叫怪房子以及怪房子孰是孰非，但显然是贬义的评论。这种评论很奇怪，什么叫怪房子？20世纪中国的现当代建筑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有了世界领先水平的建筑，却要对它相对于我们的领先性进行批评，就好像茹毛饮血的人对给他吃饺子的人说这是“怪食物”，何其可悲！假如王军去看当代建筑史，一定会觉得里面不但有怪房子甚至还有超级怪房子乃至终极怪房子，在他看来现当代建筑史恐怕就是一部超级怪房子史而已。鸟巢不但不是怪房子，而且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了新北京的一个骄傲。

3. 一个叫吴家骅的老专家教授在《吴家骅建筑十讲》中说：“盖个电视台，把房子搞得东倒西歪，踢个球非得做个鸟巢，听个音乐非得造个鸟蛋。这是什么建筑形态？是什么人的建筑形态？是什么活法、什么行为、什么逻辑，这么胡作非为？这些搞杂耍的人生怕人家说自己不懂艺术，生怕自己老实，非要做鬼脸给人看；本来就丑，还猛化妆，生怕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柱子都恨不得弯着斜着做，折腾死人，总想以所谓“个性化设计”来表达自己与众不同。这些人缺乏建筑学的基本常识，以为自己脚下没有地球引力了。”

这位专家真是好个挥斥方遒咄咄逼人！然而我也会说这是什么想法、什么言论、什么逻辑，这么胡说八道！库哈斯抱怨中国老一代建筑师的保守主义，我对老一代建筑师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憎恶。按照吴家骅的逻辑，似乎墙一定都是要方方正正的，都要拐直角弯，柱子都要直上直下，否则就是非人建筑。但是这种建筑形态是怎么产生的？是现代主义（这个“现代”是艺术史的概念，不是指当代）工业发展中产生的，是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建筑形态。但是适应一个时期并不意味着完美也不意味着不可改善——人的活动从来不是方方正正直上直下拐直角弯的，只有机器人才会如此！当代的生产水平进步了，当然应该发展出更适应人的活动的建筑。吴家骅问“这是什么建筑形态？是什么人的建筑形态？”我来告诉你：这是当代的21世纪的建筑形态，是正常人的建筑形态，你那一套却是机器的建筑形态，是机器人的建筑形态，也就是非人的建筑形态！按照他的逻辑，一切都要原地踏步，第一个盖出房子的人也要受到嘲讽性的质问：“这是什么居住形态？是什么人的居住形态？这些搞把戏的人生怕人家说自己不懂生计，生怕自己老老实实住在山洞里，非要做个房子来给人看。”按照他的逻辑，人类不能发展，依然要茹毛饮血住山洞，否则有一些进步就“不是人的应有形态”。按照他的逻辑，莱特兄弟缺乏最基本的机械常识，以为机器跑起来就没有地心引力了。专家如吴家骅者，我理智上知道你们有发出声音的自由，然而我真心愿你们尽快被历史淘汰掉，不要再继续误人子弟扰乱视听了。当然几个吴家骅没什么大碍，历史一向都是踩在吴家骅们的尸体上前进的。